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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路径

来源: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2017年11月02日10:43    沈旭炜收藏  打印  字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正确认识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大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中社会参与的必要性与客观性,探索研究与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新机制,既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工作中亟待突破的一个公共性议题,也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的必要性

社会参与已被国内外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广泛证实为一种文化遗产保护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实践中,社会参与作为文化遗产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能为参与者带来一定的社区增权,并促进不同政治背景或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的对话与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在于:

1.遗产保护主体的外延已经发生变化。政府部门已经不再单纯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唯一保护主体,新生的社会力量顽强地表达着自身的要求,保护主体正逐步扩展到政府以外的公共组织、私营部门或社会个人。

2.遗产保护的权力运行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从“政府主导,专家呼吁→普通公众参与”自上而下的单一方向,开始逐步转向政府、媒体、专家、市场、普通公众等多方主体互动、彼此合作、多元协商的网络型治理格局,保护的权力运行方向由单向向双向、多向转变。

3.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开始重新分配。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民间力量不断崛起的自我组织与管理能力,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渐趋凸显,客观上倒逼政府部门重新定位和多元主体角色功能的重新分配。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公共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发生改变,公共领域的治理已出现了某种多中心的倾向。

二、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

通过对大运河(杭州段)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276份有效抽样问卷调查和笔者自身工作实际,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会参与现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认知存在混淆、专业技能缺乏,二是系统培训不多、规章制度不熟,三是责任归属分序、总体满意度一般,四是参与积极性高、参与渠道多样,五是影响因素较多、青睐亲自参与。

主要调研结论有:

1.政府部门占主导地位。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专家(或政协委员、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与技术支撑、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普通公民的积极监督。政府部门一直扮演一个绝对主导者的角色,其作用直接影响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政府的积极推动直接影响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2.客观审视市场开发(经营)行为。不能笼统地用“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淡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弱”等大帽子式的惯性思维来脸谱化这一特殊群体。很多市场开发(经营)行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

3.非政府组织独立性不强。专门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少,相关制度规定不齐全。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依附性太强,“组织”有余“非政府”不足,独立运作发展的权限和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

4.普通公众扮演“被参与”角色。普通社会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处于一个体制边缘,扮演着一个“被组织、被引导、被参与”的角色。他们对是否参加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具有决定权,但无法决定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年龄较大的退休老年人、年龄较小的中小学生、部分大学生、女性等四个群体对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志愿者活动表现得最为热情,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年群体参与度与响应度则相对较低。

5.群体性身份认同影响参与意愿。作为社交活动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参与群体的身份构成成为社会公众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的路径重构

1.决策机制中心:政府部门。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决策的中心,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制定、公共服务、维护管理等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是决策机制中心所在,也对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的开放条件、参与内容、渠道形式和行为权限起决定性作用。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就是要发挥主导作用,清晰界定政府权力权限,简政放权,实现简约化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非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设立条件、审批程序、运行机制等,将文化遗产的认定权和管理权部分下放给遗产所在地的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参与相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机制创新,激发与调动市场机构、社会组织、普通公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平衡文化遗产保护各方利益,最终形成一个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多中心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2.配置机制中心:市场机构。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之一,市场机构的角色就是一个,配置资源。市场机构是政府部门公共决策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为政府部门的行政决策和社会其他参与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提供有效渠道支撑和产品支持。这里的市场机构也包括通过服务购买提供智囊支撑的专家型研究机构。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要积极谋求市场机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公约数”,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以达到良性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效果。

3.协调机制中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多中心主体网格中的协调中心,主要架构和协调政府部门和普通公众两者间的联系,是普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界面与主要渠道。通过对社会组织的适当赋权,可以降低和减轻政府部门行政权的过度集中,同时集聚一批社会精英和专家学者,使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培育与实践“公民精神”的理想平台。

从法律和政策方面出台激励措施,将社会组织纳入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体系中,积极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现代治理机制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环。要鼓励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其联络协调、弥补优化、智力支持、动员整合和监督评价作用,使其成为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良好沟通平台。

4.监督机制中心:普通公众。普通公众对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机构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可形成持续性监督,扮演监督机制中心的角色。尤其是在自媒体信息时代,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被进一步放大与强化。要充分保障普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权和参与权,拓宽普通公众的民意表达渠道,丰富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法,鼓励公众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强化主人翁意识。同时,要注重对文化遗产区原住民的利益保障,关注切身需求,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住质量。

 

(责编:张朵、蔡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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