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国华 中国城市中心总工程师，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成都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明确要求，四川要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作为四川省会城市、成渝极核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成都要切实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最关键的是要把握自身在国家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从西部内陆走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前沿，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成都都市圈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都篇章。对此，成都有必要对人口和产业、城市和乡村、出行和居住这三组重要关系进行再平衡，勇担超大城市使命和极核城市责任，加快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人口和产业再平衡

成都需结合现代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变化态势来分析和认知具象的“人”。

产业兴则城市兴。纵观世界主要城市发展历程，城市的崛起源于其主导产业的崛起，如曼彻斯特的纺织业、纽约的金融业、东京的高端制造业等，这些城市无一不是因为主导产业的兴起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从而成为世界名城。

从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规律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各种要素的流动速率加快、融合程度加深、关联效应加大，只有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提升；从我国产业融入全球化的现实历程看，当前，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正从以“服装鞋帽”为主导的中低端产品向以“电子信息、汽车和机电”为主导的中高端产业转型。

由此，无论是“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或者是“推进乡村振兴”和“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都需要我们从抽象的“人民”回归到具象的“人”。成都需结合现代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变化态势来分析和认知具象的“人”，解决好产业发展与人口之间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就农业来看。现代化农业的就业人口少、生产率高，但在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为6%，农业就业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30%，效率不高。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成都，尽管已走在了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前列，但仍然要持续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努力解决好农业和农业就业人口的现代化问题。

就制造业来看。在强调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稳就业的大形势下，成都这样的超大城市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从而创造更多的中高端制造业岗位。这需要营造重视制造业的生态氛围，健全支持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劳资共商共治的合作机制，这是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成都都市圈的中高端产业集群的关键，也是创造中高端制造业岗位的“牛鼻子”。

就服务业来看。以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就业人口，都呈现出“科技、金融及专业化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和“保姆、清洁、门卫和餐饮服务等基础性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双增长态势。成都在文化、旅游、餐饮等服务消费方面，已有很好的现实基础，也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成都要重视高端人才的引育，也要重视基础性服务业人口的集聚，方能造就一座充满活力和烟火气的城市。

城市和乡村再平衡

实现了城乡的连接后，就必须要实现城乡的融合。城市和乡村，需要从封闭、对立走向开放和协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致辞“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

作为世界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成都未来会欢迎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吸引不同想法的人到“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坐一坐、聊一聊，思想碰撞，生成新想法，实现新合作。

成都既有春熙路、玉林路的都市繁华，也有田连阡陌、丘壑分明的乡村风光。在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背景下，生态优势让乡村的价值得以重估。未来，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城市靠思想驱动，而非物质繁荣的简单叠加，使它获得成功的是从面对面接触和人际网路中产生的创业精神，这需要发挥成都城市人口规模大的优势，通过弥合城市和乡村的认知、收入等差距，将这座城市所有人的大脑与其他大脑集中在一起，从而激发思想、艺术和科技的创新创造，这或是答好中国式现代化成都篇章最重要的创新生态，也是成都未来最大的发展机遇。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从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态势，还是产业转型升级空间转移集聚的基本规律，决定了城乡发展的路径是城乡融合，而城市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和动力所在。

因此，首先要通过城市更新行动，在城市中心区发展出乡村振兴所需要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乃至文化产业；其次，要通过高效的交通系统建设，在乡村地区和城市中心区之间形成高效的连接；第三，通过乡村振兴行动将乡村经济空间做好“城市和乡村”双向社会经济文化要素自由流动的承接和支撑。

实现了城乡的连接后，就必须要实现城乡的融合。城市和乡村，需要从封闭、对立走向开放和协作。在产业融合方面，成都以2021年605亿元的农业GDP，在农业为主体的链条延伸、技术渗透、业务关联，分别创造了731亿元的第二产业和1684亿元的第三产业的瞩目成绩。

在空间协同方面，成都在推动城和乡之间以土地为代表的经济要素流动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要持续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纵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十大行动”，成都大城市的高端需求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乡村高效链接起来，去带动农村的发展，拓展新的消费空间，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道路上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出行和居住再平衡

解决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是调整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实现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在传统城市的认知中，通常在实现“职住平衡”的目标下，要追求城市“小而美”，希望城市通勤距离短，比如，国内超大城市的通勤距离通常在10公里左右，北京最高，平均通勤距离达到了11.7公里，平均通勤时间则为47分钟；成都这两个指标分别为9.5公里和40分钟。

怎么样评价这样的时空距离指标呢？需要基于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和现代城市的新认知来看，英国最新的国家调查表明，伦敦1972年人均出行时耗为58分钟，日均出行距离为19.7公里；到2019年，人均出行时耗为60.8分钟，较1972年仅增长了不足4.6%，但日均出行距离达到了28.7公里，较1972年增长了45.7%。这样的时空指标变化反映了什么样的现代经济体系态势？

英国经济学家辛普森研究证明，高技能劳动力通常会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社会的到来，城市由商品交换主导转向思想交流主导，一个城市创新的效率和能力、经济发展的程度、创新创意的业态发展，主要取决于创业创新者在这个城市里可以探索的距离和频率，可以访问的不同区域的数量大体确定了人们探索的步伐，并进一步确定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步伐。

谈“出行”就不能离开“居住”。职住失衡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因而解决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是调整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进而实现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所以，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要承载的优势空间已经凸显，要围绕这个优势空间去构建高质量的动力系统，这就要求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角度来思考，以多层次轨道交通所代表的现代化高效率出行服务和高品质居住空间在都市圈和城市群进行重新配置。

成都要探索轨道上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新逻辑，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发展新格局构建中，把以优质中小学教育和医院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以市域市郊铁路为代表的区域轨道交通建设和高品质生态环境治理作为城市发展新机遇，转变公共服务是配套的传统理念，把优美生态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和优良生活环境作为新城新区发展的前提，构建跨区域产业生态圈、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共享生活圈和创新共同体。

按照“出行和居住”关系的新认知，高品质居住的用地提供主要在外围的新城新区。新城新区建设，能持续推进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就业人口、产业、生态等领域的协同广度和深度。随着外围新城新区业态的发展丰富完善，将从根本上将“单向交通”转变为“双向交通”。建设轨道上的成都都市圈和城市群，将促进成都从更高层面集聚优质创新要素，从更大空间配置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创新要素集聚和辐射效应，重构成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新经济地理和发展新格局。

供稿：研究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