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范立舟:两宋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发布时间:2023-05-31 09:10   来源:城市怎么办


范立舟: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国学院副院长,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精神创造历史,只有现在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才会进入人们的思想。“过去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而且人们总是以现在的心灵状态来理解和阐释过去。没有进入人们兴趣和视野的过去是死的历史。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当代性。只有现时生活中的兴趣才促使人们追究过去的事实。

宋代文化与艺术中那种精致、典雅的“韵”韵律,概称之为“宋韵”,是一个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时代的指向的具备丰富内涵的概念集成。它应该早就跳出了单纯的审美意涵,而构成一种广博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故而时贤又以“宋型文化”统称之。就精神气质而言,犹如唐君毅所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这种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对后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门类的渗透是相当深刻,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型文化是近世中国思想文化的神韵所在。就宋韵的文化意涵而言,即便在今天的杭州和整个浙江并不罕见。以往的陈迹已经化为名胜古迹,它们与现代化的东南区域融为了一体。当下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试图在社会的视听环节里让宋代的文化意涵重新复活,也并非不可能。今天国家与社会都很关注基于产学研一体的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历史文化的有意成分在当代的复活,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仅是宋代的这种文化意涵的复兴,而是精神意涵的复兴。

宋韵的精神意涵,概括地说主要就是三点:包容、自律和宽松。

1、包容 

坚守原则前提下的兼收并蓄的政策及其胸襟。不仅使得政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就是今天最大的共识凝聚点。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则是社会共识形成的重要抓手。包容性与社会共识之间的关系就值得讨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包容的时代,其在包容性下取得的社会共识,经济的稳定和成长,人才荟萃——“天才成群结队地到来”,都给予后人深刻的启示。文化上的包容也给人印象深刻。“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陈寅恪又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兼收并蓄,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组成一个有机体,外来文化的营养成分最后成为中国文化的真正内容。

2、自律

两宋是道德理性主义的高峰。空前活跃的两宋思想学术最终凝聚为理学。两宋理学所探讨的主要理论内容,是要发明先秦儒家所指出的天道、性命、理气、心性之旨,并欲以此治本安邦、化成天下。理学在本体、实践工夫上都有深入和系统的论述,展现出相当的理论深度与深远的理论意义,直至对于现当代的个人、中国和世界问题也同样意义甚大。理论建构再为精妙,最终都要落实在个人实践上,任何精妙的伦理学说与道德规范,都要依赖自律的道德实践将之转化成有社会性意义的活动。理学具有理性、普遍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儒家学术在宋明以来逐渐日常生活化与市民化。儒学已经不仅仅是读书人仕途晋升的敲门砖,理学由于其普遍性的教义,使得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借着穷理、致知、涵养、齐家之工夫得到提升,而有所受用,这无形地促成了世俗、市民社会的儒家文化,而使得世俗社会与上层社会有一个弹性与互动。最后,理学对中国士人的品格的塑造是深远的。理学家对义理、对心性本体之发明,彰显了孔孟以来儒家天人合一之真义,使得宋明时期越来越多的士人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从而重视担当精神与独立气节,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给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带来较正面的因素。程朱理学的“主敬”与“致知”,也应该成为今天人们的精神追求。转化成“理性自觉”“伦理自觉”“文化自觉”这三种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

3、宽松

共同富裕成为当下的主旋律,共同富裕必定是物质的经济条件与精神追求不可分割的有机结合体。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应该是“共同富裕”的标配。而这一些都是需要在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里达成。这也是320年两宋风云给予我们的启示。人才脱颖而出需要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经济稳定成长也需要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重视创新,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频繁、密切的人际交往,正是在思想的碰撞中,才能摩擦出创新的火花。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1982)一书中指出,在未来的以高技术为支柱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会产生“高情感”的需求,人们将更加渴望与人相聚,生活于人群中。以共同价值观、共同归属感为属性的“精神共同体”显得特别重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显性的文化标识的再造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重构对于今天有重大意义的过去的精神。

  作者:  编辑:黄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