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未来社区的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
  发布时间:2023-03-14 13:01   来源:城市怎么办

社区作为城市有机体中的细胞单元,在新时代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未来社区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而是伴随着社区发展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形成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但这种体制在经济市场化转型后开始崩溃,社区制应运而生。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社区治理有了新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与社区和信息化融合的相关理念就开始层出不穷,综合来看基本是由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切入点,从渠道建设逐步走向信息资源共享交换。智慧社区则是基于社区信息化的升级创新,它通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智慧化、精细化的管理与服务,是构建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但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智慧社区侧重技术赋能,而忽视了社会交往等问题。区别于智慧社区,低碳社区则更注重节能减排。如今社区居民构成复杂,包括原住民、外来移民和引进人才等,他们有着差别较大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利益多元化对社区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幸运的是未来社区在兼顾智慧化和生态化的同时,强调社区治理能力,能够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展开设计,实现以人为本。

放眼全球,未来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国际热点。新加坡“邻里中心”衍生自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推行并长期实施的“组屋”计划,可被称为未来社区最早的探索尝试。此外,诸如加拿大的Quayside未来社区、欧洲BLOCK街区模式以及日本丰田“编织之城”等,也都可以看出国外各国在建设更加智能、绿色和包容的社区上所做出的努力。而在国内,浙江省在2019年率先按下“未来社区”建设的启动键,制定了《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号),在全国实践的道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试点方案》提出的“139顶层设计”,还为城市未来社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就是围绕人民美好生活向往这个中心点,坚持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导向,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基本内涵,构建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九大场景,打造具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自2019年3月启动至今,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共包括第一批、第二批的试点阶段以及第三批、第四批的全面推广阶段总计281个项目,全国未来社区建设以浙江省为首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理解未来社区:

城市基层空间治理的内涵解读

在未来社区建设的大背景之下,以城市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历史数据分析作为基础的传统城市空间发展模型面临着数据来源与研究框架的革新。空间理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提及“空间”,但其内涵大多为物理空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20世纪提出重要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可以分为“空间”和“空间生产”两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列斐伏尔在传统二元空间理论中引入社会空间作为第三空间,将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种。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既是物质的也是生产发展的。结合城市未来社区内涵,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未来社区,构建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模型。三元空间模型致力于多维度挖掘城市空间信息,打造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的未来社区。

(一)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是相对于数字空间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硬性空间”,其本质是我们居住的实体空间,主要包括社区景观、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建构物理空间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展开。首先,物理空间作为城市的实体空间,包含城市时空位置、城市要素、生态环境。运用3S技术、遥测、仿真-虚拟技术等对城市外部信息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多种类的三维描述,收集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信息,精准定位城市的时间、空间位置。其次,城市要素是城市实体的细胞,通过城市内部信息填充物理空间,将城市地理、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社会等复杂信息数据系统化、可视化,为未来社区的建设提供基础信息。此外,生态化是未来社区建设的重点特色,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空间治理息息相关,因此,城市物理空间的构建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以推动城市生态化发展进程。城市物理空间由城市框架到实体要素,形成多层次、多关怀的物理空间。

(二)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它不仅承载着社会关系,也生产社会关系。当代社会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未来社区建设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社会空间的建构重视各类社会关系的影响,即人与人的相互联系,个人与城市的联系。人与人的相互联系主要体现在社区的关系、组织、活动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获取社会关系,居民自发的对自我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组织。而所谓组织,是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结构的社会实体,有意识地协调活动。自我社会关系网具有交集的居民渐渐聚拢,形成组织,开展社区各类活动。同时,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其社区居民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心度和参与度是衡量未来社区人本化的标准之一。城市改造过程中,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物,广泛地听取居民意见,推动居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力地增强了居民社区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从个人与个人相互关系这一群众基础,再到个人与城市关系形成的上层建筑,未来社区的社会空间层层建立,形成人本化、立体化的社会空间。

(三)数字空间

数字空间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它由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映射连接形成,同时搭载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融合发展,从而推动未来社区的数字化发展。数字空间作为数字孪生的载体是未来社区空间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去地产化的背景下,未来社区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智慧服务需求,以数字化为路径,探索智慧化服务社区生态圈。由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囊括大量的、散点化、碎片化的社区信息,数字孪生利用感知设备实时采集,传输物理、社会空间数据,汇聚整合多元数据,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统一到一个数字空间中进行信息交互,确保城市空间信息的集中储存和充分利用,完成从实体世界到虚拟世界的仿真映射,实现全景化呈现城市运行状态。数字空间的应用体现了未来社区在物理和社会方面的协调发展,实现精准定位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和痛点,并据此匹配解决措施,实现社区的数字治理。

二、居民融入城市未来社区的困境

(一)不能融入

过于追求未来社区的高大上,忽视居民的民生需求

现代社区改造一直面临诸多问题,如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为满足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社区更新的工作浮于表面,其结果就是可利用设施数量不足,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这脱离了社区包容性设计的本质,技术失信就会因此发生。一方面,物业管理模式中缺乏应有的关怀,单纯地改造物质环境而不考虑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那么,社区改造计划就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相背离。例如,“垂直绿化”作为未来社区实践中的一项创新,却未能考虑到夏夜蚊虫、秋风落叶所带来的困扰。

另一方面,未来社区建设若一味追求技术进步而忽视人民所想,片面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就会掉入“唯技术论”的陷阱。例如,邻里间纠纷的解决过度依赖线上系统的大数据分析,是非曲直的决定逐渐从人转移到机器手中,淡化了人与人、人与技术之间的信任,其结果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形同虚设,偏离未来社区的初衷。

(二)不想融入

居民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适应未来社区生活

未来社区是人类理想的社群生活模式,是对以往生活方式的一次更新升级,习惯于传统生活的居民难免会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产生不想融入的念头。例如,未来社区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但作为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主体,公众却在践行绿色消费、分类投放垃圾、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等行为领域表现出高意愿和低践行。未来社区还注重邻里交流,拉近彼此距离,进而构建和谐、有序、健康的邻里关系,但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氛围下,居民的社区生活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相对于社区邻里沟通,他们可能更倾向虚拟社交。

此外,未来社区强调居民的社区参与,塑造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未来社区建设一味追求现代化,而忽视了传统的社区参与呈现出的群体少、程度浅和形式单一等情形,严重阻滞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因此亟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上生活方式上的种种矛盾无不限制着居民融入未来社区的意愿,从这点来看,察觉与缓解居民社区生活上的矛盾也可以成为解决居民融入困境有效手段之一。

(三)不会融入

不会应用社区现代信息技术,无法真正的融入社区

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被选择、被转化和发明,社区向着一种先进的社会形式转型,如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的作用,意图满足人们生活与交流的需要。尽管互联网已经在全国普及,但是部分居民因未接受专业培训而难以快速融入未来社区,如手机支付、人脸识别、健康码更新等简单操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如蹬上青天,类似于不会购买电子火车票而滞留车站等“智能障碍”事件比比皆是,至今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另外,在数据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信息无处不在,但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将目光局限于感兴趣的信息,即“信息茧房”。居民只愿意与自己想法和观念相同的人交流,将自己束缚在“茧房”当中。这种社会分化导致居民选择性接受信息,沉浸自我世界,数字鸿沟越来越大,既安于现状又感受不到未来社区带来的文明,从而无法真正融入到社区中。

三、促进未来社区居民融入的优化路径

未来社区作为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状态,既存在符合人们生活与发展的逻辑,也存在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但是矛盾并非无法调和,数字技术为解决各类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回应居民利益诉求,运用科学的管理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治理中保障居民权益,防范数字风险,才能使居民真正融入未来社区生活。

(一)规划建设层面

通过全要素表达,融入居民利益诉求

合理配置多要素,满足居民民生需求。未来社区是充满现代感与科技感的新时代社区,面临着空间建设与居民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因此政府可以利用高科技,改变以往的“为人规划”方式,鼓励实行共同建设的“与人规划”,通过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数字化的方式支持居民参与规划。其一,在这个“一个计算战胜了其他一切而成为决策准则的时代”,劳动力不仅需要培训的机会,还需要被转化以及得到保障,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劳动者参加技术培训,利用数字技术将“过剩劳动”转变成实际劳动者,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居民投入劳动要素的权益,保证未来社区建设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其二,数据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帮助提高资本等生存要素的利用效率,资本来源于创新、利用与开发,通过完善“数据+资本”模式,优化资本等要素的投入结构,加快产品更新速度,保障未来社区的差异化需求得到满足。其三,技术要素帮助人们从原子世界迈入比特世界,其来源于社区与企业的创新,通过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建立社区居民信息数据库,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保障未来社区的建设符合居民利益。

(二)运营管理层面

促进全过程呈现,提升科学精准管理

数字技术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还需要应用于社区管理。数字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高管理的专业性、多方协调性和精准性,为居民提供全过程的公共服务。其一,建设前需要培育并组建成精通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管理的专业团队。未来社区管理层应完成向技术应用思维转型,创新地结合本地的经济水平和历史文化来推动场景建设,解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数据碎片化问题,分析挖掘数据中未知但有用的信息,并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高效协作。其二,建设中要重视多元参与。一方面,政府需要提高居民参与管理的热情,通过在数字平台与居民协商对居民进行培训,在诠释未来社区内涵的过程中使其充分了解未来社区与传统元素之间的联系与共性,同时允许居民利用数字化手段参与管理监督,完成传统社区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参照七彩社区“政企合作”的方式,强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要与企业成本收益共担,为企业参与数字管理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双方的管理能力。其三,强化数据整合,利用分级分类等方式对数据信息进行精准化管理,从而准确把握居民的需求。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会时常遇到“杂、乱、数量大”的数据信息,政府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界定信息公开边界和权责,鼓励多元主体释放公众所需的数据,推动社会对数据的进一步开发利用,真正做到后期复盘总结。

(三)治理服务层面

实现全周期可溯,切实保障居民权益

数字化治理不能局限于单一群体,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只有凝聚各方力量,改变政府以往的轻视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积极与市场合作,才能在全周期视角下满足居民需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其一,坚持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政府应赋予群众一定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多元共建平台”与其他主体平等协商将治理效绩落实到居民权益上来,同时建立数据统一分布平台打破各级政府的数据孤岛问题,提高数字政府治理效率。其二,坚持引导居民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自治。社区通过增加数字培训机会以及建设数字治理平台强化居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系,进而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提高居民参与数字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并通过与社会建立合作关系平衡居民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凝聚各方力量引导全员参与数字治理。其三,坚持吸纳市场力量,拓宽多元合作的渠道。企业应该接受政府的引导参与社会治理,通过与政府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高社会整体的治理效果,同时利用品牌影响力提升政府数字治理政策的知名度,并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助力政府与群众打破“数字鸿沟”,推动创新社会治理理论的进程。

(四)社会保障层面

完善全域性监管,严防数字风险产生

严防数字风险和加强居民数字素养是保证工程全域安全性的重要途经,只有建立健全安全防范体系与提高居民应用数字技术能力,才能使社会安全性提高至最大化。其一,提高自身的信息安全技术水平,通过健全全社会对个人的数据安全培训体系,明确各类主体所要学习的基础性安全技术以及创新性技术,提升个人防范自身领域数字风险的针对性。其二,建立健全数字犯罪惩处体系,增强数据的完整性与机密性。各个部门通过强化对数据进行管制,对数据利用、分享等操作进行严格把控,预防滥用数据、泄露隐私等非法行为的发生。其三,提升对数据监督的精准度与科学性,利用“互联网+”模式对数字风险分类管理,对不同类别的风险实施不同监管措施,同时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创新全民参与监管的渠道,为科学地监督风险扫除障碍。

作者简介:

余佳波

浙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邹静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浙江财经大学讲师

沈费伟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本文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院、浙江省休闲学会课题成果(编号22CSX01)。

审核:毛燕武

  作者:  编辑:陈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