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相对稳定，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很多宋人像现代人一样也都喜欢往大城市挤，这使得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十分火爆，房价也长期高企。
根据专家估算，北宋后期的汴梁市区人口密度达到了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市区内人口密度达到了21000，甚至在咸淳年间可能达到35000。要知道今天纽约、巴黎、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为8500以下，就是东京、北京的人口也都在15000以下。在古代，城市化水平远不如现代的历史阶段，人口密度居然超过了当今的国际大都市，可见宋代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水平。
在这种人口高密度的情况下，大城市的房屋供应自然难以跟上，房屋的销售价与租赁价也会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梁的一套大宅要一万贯铜钱，到了北宋末期这个价格则上涨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也至少5000万元以上。有宋人就感叹“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购置房产不易，自然只能租房居住。
作为北宋首都的汴梁房价太高，宋朝政府一直没有为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许多大小官员都买不起房子，只好当“租房一族”。北宋名臣韩琦就说过：“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寄居者，比比皆是。”欧阳修曾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议会议长兼高级大法官，还是只能租住简陋房子。他曾写诗抱怨说房子一到下雨就漏水。同样官至高位的苏辙，年过七十仍然租房住，看到朋友李廌乔迁新宅，在诗中直白表达了自己的无比羡慕。到了晚年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抑，写诗表达激动心情：“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甚至宋真宗时的副宰相去世，由于租住在狭窄陋巷中，皇帝前去祭拜，发现马车都进不去，步行至门口，为其叹息。后来到宋神宗时，政府才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但是这批官邸也基本要官居一品的少数官员可以入住，其他大小官员仍然租房凑合。
贰
当然，租房需求大自然使得租赁市场火爆，当时有房产可出租的人基本都可衣食无忧。南宋时，建康府（南京）租房主至少每天收到的房租都有二三十贯钱，这在当时都够一个十口之家伙食费了。正因此，许多豪贵之家都热衷投资房产，许多官员更是利用权力违规经营房地产业，每日租金就可以有120贯。
宋朝政府为了解决这一“居大不易”问题，在首都和各州设立专门经营官地和公屋租赁业务的“店宅务”。《宋会要辑稿》记载：左右厢店宅务，掌官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店宅务”履行监管职责，适时制定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范房产出租者、承租者的权利与义务，稳定租赁市场。
“店宅务”设置了类似于现今“公租房”的官营公屋，以公屋平价出租的方式引导解决住房问题。《宋会要辑稿》写道，真宗初年开封有公租房“二万三千三百间”，神宗时官属“赁屋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间，空地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六十四所”。公租房中既有一般房屋，也有居住面积相对较大的宅院。官府提供公租房给所需者，规定只能自住而不允许转租，以杜绝“二房东”。鼓励民房出租，也鼓励住房需求者赁房居住。如仁宗天圣二年（1024）四月即诏：“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对赁房居住的官员则给予住房补贴，如熙宁三年（1070）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
叁
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宋代政府也出台许多“限购”政策。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禁内外臣市官田宅”，不准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把购买机会让给底层平民。对官员也实施“第二套房限购”政策，“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现任高官除了现在住所，禁止在首都再添购房产。
除了限购之外，宋人也通过收取税赋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控。《宋史》记载五大类税赋，“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房屋成为资产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也被列为主要税种。宋初就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照章纳税，到官府办理房产买卖合同，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房地产买卖通过官府办理手续的，称红契。凡私相交易的为白契，相当于“小产权”，不受官府保护。租赁房屋要签订名为“赁历”的租赁合同。在房产买卖与租赁活动中，买卖租赁契约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凡“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对宋代的房地产经纪人“庄宅牙人”也采取了一定规范措施。宋代政府对牙人入职资格、职业能力、居间业务、权利义务、职业规范等作出明确规定，把牙人纳入到房地产市场管理体系之中，为牙人发放从业执照“牙人身牌”，制定《牙保法》，建立起行业组织“牙行”，可谓“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牙人之制对促成房地产交易，发挥着牵线搭桥的重要桥梁作用，有利于住房市场的良性发展。
大城市的租房人数较多，房租费用事关民生，宋代政府也十分注重房租的直接调控，并时常发布减免房租的诏令。北宋真宗年间，店宅务曾向朝廷报告说，京城市民租赁的公屋，由于所纳租金低廉，导致店宅务收入过少，请求政府批准提高赁价。宋真宗不仅拒绝了这一请求，还在大中祥符三年立下法令：“在京店宅，自今止以元额为定，不得辄增数剗夺。违者，罪在官吏。”宋徽宗在大观元年更重申：“自今后京城内外业主增修屋业，如不曾添展间椽地步者，不得辄添房钱。如违，以违制论。”宋代政府也根据情况适当免除租金，比如官营租房的房租从签约生效的第六日起算，前五日免租金。这是为了给住户五天搬家和收拾物件的时间，可谓非常的人性化。又比如，“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则是在极端天气大雪天免除公租房的日房租。当时政府甚至有时诏令让私房也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惹得一些人非议。
审核：施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