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吴晓琳教授:社区“信托制”治理助力共同富裕区建设
  发布时间:2022-12-31 09:05   来源: 城市怎么办

2022 第七届中国(杭州)智慧城市产业峰会“未来社区产业引领论坛”主题报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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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5 日下午,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杭州城市学研究会、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浙江省浙大计算机创新技术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杭州)智慧城市产业峰会在杭举行。峰会邀请了有着深厚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实验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林教授在线上作题为《党建引领的小区“信托制”治理》的分享, 现将其录音稿进行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仅供研究者参考。

一、全国小区治理的现状

NO.1 

中国小区物业规模猛增

截至 2021 年 7 月,全国一线城市住宅物业管理覆盖率皆高于90%;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物业产值规模已经超过 1.18 万亿。

NO.2 

层出不穷的物业矛盾和社会安全风险

物业服务位列国人最不满意居住问题之首;

2021 中国物业服务调查报告:仅有 7.35%的业主对物业表示满意;

一项基于全国 9 大城市物业管理情况的调查显示,85.4% 的业主遭遇过各种物业纠纷。

NO.3 

既有实践的新情境

包干制、酬金制、红色物业、业主自治等模式;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业主与物业关系不对等的问题;

NO.4 

成都市党建引领信托制治理模式的试点推广

成都市于 2019 年引入党建引领下的信托制;

已取得“一降两提”的成效。

深刻挑战小区利益固化格局的政策创新,

为何“静悄悄”地发生?

一项时间上较新的政策,

如何能够超越现有的空间条件被成功导入?

二、成都市党建引领信托治理的实践

时间先行的行动:

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导入

NO.1 

何谓信托制治理模式

全体业主(受益人)授权业主大会(委托人)将业主共有基金(物业费和小区公共收益),以信托的方式委托给物业企业(受托人)用于小区的服务管理,并通过全过程的公开透明,实现业主权益和小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

NO.2 

信托制治理模式的导入背景

问题导向 

2019 年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反映物业问题高达 6 万余件, 其中,武侯区有 5000 余件;

物业管理陷入“服务品质降低—物业缴费率降低—服务再降低”的恶性循环。

治理理念契合

信托制治理模式“公开透明、信义为本”等特性;

成都市“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还权、赋能、归位” 的治理思路。

NO.3 

信托制治理模式的效果

试点小区都呈现了“物业纠纷直线清零,物业费收缴率从3、4 成提高至 9 成以上,居民满意率大幅提升”的共性特征;

以武侯区为例,信托制治理模式试点小区的平均物业缴费率上升了 46.95%,平均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40.83%;

2021 年 12 月,成都市武侯区委首创的“党建引领信托制治理模式”获得第二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奖”优胜奖。

三、党建引领信托治理的导入机制

组织统合:从现有空间实践来看,引入新政策对于党政机 关仍然存在认识和准备的不足。成都市党组织横向打破部门间利益壁垒,纵向强化基层组织体系,为推进新政策夯实了组织基础。

前置营造:在信托制还超前于现有空间认知的情况下,市委社治委通过引入专家、社会组织等专业资源,引导业主、物业接受信托制的理念,培养“共同体”的利益认知,换得相应的实践空间。

还权增利:超前于实践的新政策能够获得认同和支持,关键在于确保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成都市既推进了小区内的权利归位,同时确保各方的利益增进,以“未来的利益结构” 赢得各方支持。

试点示范:在全市所有小区引入新政策,要面临巨大的阻力。成都市委社治委很基于导入难度和示范效应的考虑选择小区点位,通过资源链接打造信托制治理模式的“治理范本”,并进行扩散。

四、发挥党建引领的前置营造作用

NO.1 

政策导入过程机制

新政策成功导入的关键在于对利益结构的深层调整。在各地的小区空间,物业公司、业主、基层治理主体已经形成相对封闭、固化的利益格局,背后牵连着一些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一定程度上处于说不明、拎不清的“黑箱”之中。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模式,从深层调整了小区空间的利益结构:组织统合机制和前置营造机制为新政策的导入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还权增利机制,推动小区“物业-业主”互利双赢,确保政策执行对象利益、赢得利益相关方支持;试点示范机制则以“试点-推广”为路径,通过示范效应降低了政策扩散的成本。实践表明:一项新政策的导入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新政策能否成功导入从根本上取决于利益结构的深度调整,特别是取决于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实现。

NO.2 

2.“时空适配”模型

新政策的成功导入依赖于“时空适配”的艺术。所谓新政策,就是相对于现有空间的未来政策。既然是新政策,就一定会面临“时空错配”的问题。新政策往往意味着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打破,面临着相应的阻力和挑战,要实现新政策, 就必须有新的社会条件与之相配,就需要运用策略性的技术方法。成都市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其奥妙藏在“因时造势、依势利导、以利蓄能”的“时空适配模型”里。

NO.3 

3.提供新的分析模型

“时空适配机制”以“时间-空间”关系为线索,挖掘“政策主张-政策执行”的过程机制,为政策创新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模型。本文聚焦在“既有空间”成功导入“未来政策”的奥妙,即地方政府“前置性地创造条件、创造新政策的空间”,从而析出一种“时空适配机制”模型。政策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是指,在现有受限的空间条件下,要引入“未来时态的新政策”,往往要面临“时空错配”的困境, 决策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新条件,形成新政策所需的条件和利益结构,以此完成“时空的适配”。时空适配机制, 为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发展“条件论”的一种实践检验,也昭明了地方政府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政策创新实践的“务实且主动”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吴晓林,谭晓琴.以时间换空间: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对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22

供稿:周燕娜

审核:李明超

  作者:  编辑:陈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