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作为我党重要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设想过这样一个“大同”社会，即“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限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他在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中，表达了对“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的向往，又通过在留学日本期间，目睹的近代日本城市化的进程，对日本城市的繁华与弊病发出了真切的观感与思考。以此为基础，他思考过近代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很多问题，并提出了建设中国城市的一些理想目标。

首先，城市是具有合理分工的一个体系。城市功能也称城市职能，是由城市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城市机能，是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能力和所起的作用。李大钊虽未能完整阐述城市功能，但透过其相关言论，仍可见其关于城市功能的认识与定位。李大钊指出：“我的理想的都市，文化区域、工业区域、政治区域、住宅区域应该分开。”在他的视野中，城市是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因而，各功能区应合理划分，科学布局，其中特别提到“妨害卫生及清静的工厂，不许设在住宅区域附近”。他主张将生产区与生活区分开，以保持生活区的卫生与安静。

其次，城市建设首先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两个方面。在当时城市硬件建设非常落后的背景下，李大钊首先关注的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交通是城市的动脉。针对当时北京道路狭窄、人车混杂的状况，李大钊提出了建造电车轨道、修造市营电车的计划，并设想电车、汽车、马车、骡车、自行车等同时运行，以便使交通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第二，改善公共卫生设施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李大钊通过对上海童工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乡下儿童的身体尚好，至于都市儿童的身体，都在西方各国的准位以下。他对城市中的空气污秽、环境污染等深感忧虑，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为此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如取缔街口巷里的屎尿，改造臭气熏天的厕所，添设用于清洁厕所的设备和改造下水沟等。此外，为改善个人卫生和方便市民就医，李大钊还提出了“设立价廉而且清洁的平民浴所”，以及多设公立医院等主张。第三，城市景观是城市的重要标志。李大钊非常有远见地提出，多栽种街道两旁的树木，这对于绿化城市、净化空气、增添城市景观方面有很大帮助。他还主张要对街道进行洒水，因为北京风沙比较大，这样做有利于防止尘土飞扬，使城市的卫生条件改善，还具体提出“洒街多用水车”的建议。

再次，城市文化是提升市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文化设施关乎城市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和市民的文化素养，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李大钊的构想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是具备了相当高的素质、诚信方面不缺失的互敬互信的群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造。

第一，在市民日常商业往来中，针对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如租房时要提前预付三个月的租金，买东西要提前支付押金等，提出了取缔的意见，认为应该打破这些不成文的规定。

第二，李大钊认为休闲娱乐是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有益身心的娱乐是调剂倦苦、消除疲劳的重要方法，他把游玩的机关、设备分为两类：一为商业的设备，如剧院等；一为社会的设备，如公园、运动场、学校、俱乐部等。这在某种意义上已涉及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其中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公园一律公开，不许索费”“每个公园里，均设一极大的运动场”，以及“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等，可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与思想资源价值。

第三，李大钊认为文化设施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城市建设应满足和培育市民文化的需要。他强调，图书馆对于提高市民的文化水平、满足市民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关于多办市立图书馆、对市民免费开放以及特别要增加一些通俗读物等，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高度切合的。

最后，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并重。城市建设源于城市人口扩张的压力，人口的高密度集聚则需要有更复杂的管理机制，因而城市建设与管理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要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建设与管理缺一不可。李大钊既重视城市建设，也注重城市管理，将城市管理纳入城市建设的视野。李大钊在重视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

第一，强化对城市交通工具的管理。针对当时北京汽车司机不守交通规则、超速行驶、横冲直撞等问题，李大钊提出了整改的建议，要求对汽车实行限速，加重汽车使用税，加大管理力度，对车辆造册登记，对违规车辆实行举报，如借鉴日本管理经验，“随时把汽车所有者的人名、住址和他汽车上的号数编成表簿，听公民自由领取，以便路上看见某号汽车有不法违章的事情，就可以告发或用邮片直接诘责”。

第二，强化对城市生产性企业、商业、服务业的管理。为了保护城市贫民，李大钊主张对私立贫民工厂进行重点监督，以防资本家借慈善之名非法牟利。对于当时北京的电灯价格太贵而光线不足，李大钊呼吁市民“对于电灯公司，应有正当的要求”。商业往来是城市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针对当时的一些不良习气，如租房须提前预付三个月租金、买东西须提前支付押金等，李大钊主张要坚决予以打破。在服务业方面，李大钊还提出，电话通信男接线员工作不勤敏、不亲切，应改用女工以提高服务质量。

第三，关注城市的弱势群体。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关乎整个城市的形象。李大钊认为，北京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针对当时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艰辛、工作环境恶劣的实际情况，李大钊提出：由车主为车夫配备口罩、雨衣等防尘遮雨的器具；在北京城内多设供车夫休息的旅馆，避免他们露宿街头；增设车夫洗浴场所，让劳累一天的车夫能洗到热水澡。此外，针对贫民群体，李大钊主张：多设立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及禁止街头乞丐等；幼年的儿童送入贫民学校或孤儿院，由校或院供给他们衣食，教养成人，然后自营生业；中年人送入贫民工厂作工，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这些主张既体现了李大钊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同情，也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

李大钊的这些构想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城市工作，就是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书写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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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蔡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