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女性对休闲的参与不仅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也可以是一种社会体制。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与她们新近获得的参与消遣与休闲活动的机会是相辅相成的。女性的休闲受到男权制社会结构很大的影响，这些社会结构规定了性别角色、家庭结构、工作方式及女性应具有什么特点。有时，这些结构对女性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形成沉重的压制与压迫；而在另一些时候，或是由于女性的强烈要求，或是出于社会的需要，这些严格的社会期待有所缓解，有时甚至发生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个人和集体都能脱离男权社会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休闲活动。这些发展有时很缓慢，但女性仍努力在包括休闲在内的生活的各方面为自己争取权利，并不断取得进步。

一、女性主义与休闲的关系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与休闲有下列几方面的联系：

（1）休闲的核心是自由和选择，而自由与人格的完善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所以，自由在休闲与女性主义这两个概念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2）女性主义与休闲的目标都是鼓励自主的选择，而非设立限制。女性由于其所受的压迫而没能享有平等的休闲机会；

（3）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男权制的，休闲基本上也是一个男性中心的概念。女性主义与休闲都重视对受支配的反抗，二者的价值都受到当权者的贬低，且二者提出社会变迁的目标都旨在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改造；

（4）休闲与女性主义都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抵抗，目的是争取更多的赋权。围绕休闲与女性主义活动发生的社会变迁，将有助于我们针对性别与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进行文化的改造。

二、女性休闲发展的历史

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得让自己的休闲从属于家庭的需要。

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参与食物的生产。到了工业社会，男性进入了市场这一公共领域，中、上层女性却继续在家工作。但是工业社会又是以金钱来衡量价值的，一个男性作为父亲的职能与他在工作和事业上的成功联系起来了，因为这种成功表明他有能力为一家人的生活提供经济基础。而婚姻和做母亲仍然是社会要求大多数女性的“事业”。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也突出了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的差异。

在全世界，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兴起往往都需要一批受过教育并有自由时间和闲暇的女性。这些受过教育的“有闲”女性不光以自己的经济活动，而也通过社区建设和政治活动来创造历史。寻求男女间的公平以及争取女性的权利是19世纪时很多妇女活动的核心所在。个人性的互动如网球、高尔夫球与上等阶层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女青年可以从事的竞技活动，而像篮球、垒球这样的集体性活动，则被认为是与下等阶层的男性联系的，不宜于女性。

20世纪初，对女性运动员来说，仪表比取胜更为重要。女性对体育活动的参与跟女性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在一段时间的进步之后又会有一段时间的反弹与倒退。到20年代末，人们对女子体育运动涉及的性别关系感到担忧。关于女性气质的传统观念极大影响了女性对体育运动的参与，往往起到阻止她们的作用。一个女性如果不顾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规范，往往便会被看做男性化的女人，从而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尽管公众的谴责一直都很实在地存在着，大多数女同性恋者还是自己从体育文化中构建出一套积极的体验和意义。

三、影响女性休闲的因素

女性的休闲机会及其他资源（如收入、文化水平等）都受到阶层、种族、民族等社会关系的限定。健康状况、残疾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休闲，因为一个人光是为了度过一天的时光都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影响女性休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们是否参加工作。此外，职业类型也会影响女性多少及休闲的意义。白领女性不仅受益于较多的收入与经济独立，而且还受益于其工作这部分生活的质量，因为她们在工作上也有体验到“畅”与休闲的可能性。

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安排、家中孩子人数及其各自的年纪等因素，都可能对女性日常生活与休闲的意义发生影响。

四、城市空间中的女性

在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性别制度下女性社会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具有不同体现，即在封建社会时期，集权制城市中女性空间呈现附属性；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时期，二元城市中女性空间呈现隔离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城市的性别空间呈现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消费性城市的女性空间呈现主导型。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城市社会差异扩大、城市双职工比例高等原因，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女性日常生活具有独特性，与西方女性时空行为研究内容存在差别。如中国城市中存在多样类型的女性，她们的行为方式与空间的表现具有独特性，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可望总结出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

城市空间的性别属性使得性别空间活动存在差异，女性的空间活动范围相较于男性受限，但女性可以发挥能动性，通过自身的行动重构城市空间。女性可以通过休闲体育活动挑战原有空间的性别秩序，解构二元空间的对立关系，改变男/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从而在城市建构起女性的社会空间。但同时，女性通过休闲体育活动建构社会空间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休息体育结构）、文化因素、群体（同伴） 因素、个体因素的制约。城市的中产阶层化、性别比例与城市空间也有交叉，女性群体的人口统计变化如离婚、结婚年龄高龄化、单身普遍化使得城市住宅供需均衡发生改变，住宅套数需求量增加，套内面积减小，同时女性消费场所和活动的空间植入共同促进了内城空间的转型和空间再塑。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的提升拉动了女性的消费水平，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机会，体现了女性空间权的觉醒与实践，但在消费空间的行为延续了传统角色定位，再现和建构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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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毛燕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