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构成与价值阐释·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其起始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左右，下限约为19世纪中后期。中国海丝遗产包括三个主要类别：

一是基础设施，包括港航设施、海神祭祀设施及相关管理设施等组成的基础设施类遗存；

二是由代表性窑址构成的生产设施类遗存；

三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交往而产生的城址、寺庙、墓葬等产物类遗存。

这些遗存由黄渤海、长江流域、东海及台湾海峡、南海及珠江流域等四个主要交流活跃区构成。

在四个活跃交流区中，长江流域交流活跃区——依托长江、大运河等内陆重要水系网络，将海洋与中国广阔内陆生产型腹地相连，产生了自唐宋以来围绕青瓷生产而形成的活跃商品贸易交流。唐宋时期越窑青瓷行销海外，上林湖越窑遗址就是越窑青瓷的最主要产地。这些瓷器在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号沉船等被发现。

海丝线路遗产体系有一个特点：没有一条线是单一的。每条路线之间都有着彼此的互动，有很多区域、很多节点都互相交叠，两个节点之间的路线可以有多种选择。“海丝”不仅包括复杂的线路体系，也涉及到多样的社会背景、遗产构成、遗产与人的关系、历史影响的复杂性以及与当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两宋时期海上贸易和海关管理机构·

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陆续于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今胶州）设立市舶司。

宋代市舶司为常设机构, 市舶司的组成人员包括京朝官、低级武阶官和内侍, 他们多由中央直接指挥, 参与市舶司内部的重要动作。朝廷通过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直接的控制, 获得更多的海外贸易收入。

宋代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主持祈风祭海。

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四十二万缗。南宋前期﹐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一千万缗，市舶收入达一百五十万缗。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初置香药榷易署，当年获利三十万缗。

宋朝选择市舶司的设置地点有两个条件, 首先是外贸比较发达, 其次是与京师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好。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 与京师水路相连, 水路运输特别方便。南宋驻跸临安之后，以大运河连接海上贸易。浙江渡，在候潮门外，是杭州最古老的渡口之一。有城外运河和钱塘江相通，长约七里。运河从城北流入，有上塘河和大运河相通，经长安闸至秀州，由下塘河经江涨桥、北新桥入安吉州，由余杭塘河至余杭县，由奉口河抵德清，由城外运河通苏、湖、常、秀、镇江。正如《淳祐临安志》记载：“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常、秀、镇江诸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由此河达于行都。”

·两宋时期杭州的海上交流与对外贸易·

南宋京城临安的市舶司便设立在城北余杭门附近，紧临天宗水门和余杭水门。两座水门之外便是余杭运河，其时运河周边货仓密布，时人称之为“塌房”。所谓塌房，就是商人寄存货物的栈房，即邸店。南宋临安城北白洋湖，有“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小者也有数间。这些塌房设在水边或水中，既便于防火，又便于防盗，晚上有壮丁巡逻警戒，比较安全。凡寄存财物的旅客，按日或按月缴付保管费，称“巡廊坊钱”或“堆垛钱”。

十三至十四世纪亚洲大陆东部港口的贸易对象具有明显的地域指向性。其中，与东北亚的高丽、琉球、日本等国的贸易主要依托庆元和福州两港展开，从杭州、温州等港口出发的商船也主要驶往东北亚各地。

根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记载，南宋时期的主要贸易路线包括从泉州出甲子门，或从广州出屯门，南下交洋（今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上下竺（今印尼奥尔岛）到达三佛齐国（统治范围最盛时包括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端），并西行至故临国（今印度西南部），然后北上驶往大食，以及从大食进一步远航到今天北非、东非一带的古国。

三佛齐，是公元7世纪中叶在苏门答腊岛代替干陀利国的古国。在宋代，南洋诸国中，三佛齐是出使中国人数最多的国家，可考的有28次，多在广州上岸。

北宋建隆元年、二年三佛齐国王悉利大霞里坛遣使贡方物、三年三月、三年十二月王室利乌耶遣使贡方物。开宝七年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枣椰树与椰枣）、白砂糖等。太平兴国五年（981年）三佛齐王夏池遣使茶龙眉进贡。

南宋绍兴七年，三佛齐国遣使人贡，由广东经略司斟量，只许四十人到阙（京城）。进献之物有：南珠、象齿、龙涎、珊瑚、香药、琉璃等。朝廷回赐鞍马、衣带、银器，并在怀远驿设宴款待。据《系年要录》卷一七一载：其王悉利麻霞罗陀又遣使入贡。高宗称赞道：远人嚮化，国家美事，行阙（京都）人数，可增作四十人（原定为二十三人）。淳熙三年（1176年）又遣使进贡方物，但孝宗认为不能以其无用而烦民，诏在泉州招待其使。并计算其方物价值为23000缗，以绫、锦、罗、绢等物银2300两等值回赐。

南宋时期京城临安接待来往官员与外国使节的馆驿。杭城有七：

班荆馆，在离京师约50多里的浙西运河支流赤岸河南岸，是专门接待金国使者住宿与赐宴之处。金国使者来宋，先在此安顿。

怀远驿，以原法慧寺扩建而成，主要招待高丽、占城、大理、真理富国(柬埔寨)、大食等国使者。因表示玑怀远之意故名。

都亭驿，在候潮门里泥路西，是接待国内文武官员往来住宿之所。“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

樟亭驿，旧名浙江亭，在跨浦桥南江岸，唐代以来接待官员往来的馆舍，南宋时再使用。据《梦梁录》载：“凡宰执辞免名，出居此驿待报矣。”

此外，尚有多处接待海外流民的处所。建炎初，以到处流寓僧行。西北流寓僧净超于崇新门外建惠严院。东京大相国寺僧于绍兴五年，于荐桥外建慧林寺，以接待东京流寓僧人。

·海上沉船与宋代杭州外销瓷器·

两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诸多码头与港口交通发达，海外贸易繁荣，其生产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国内与海外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四十处，如印度支那的占城、真腊、马来半岛的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以及菲律宾的麻逸、三屿等地。

其中部分陶瓷器在运输过程中遇到海难或其他事故沉于海底，通过水下考古的相关发现与发掘，可以获知不同时期该地区海外贸易与陶瓷外销情况。

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构成中有6处窑址遗迹，其中2处为窑址位于浙江省内，一处为上林湖越窑遗址，一处为大窑龙泉窑址。当时用于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黑釉瓷、青瓷、青白瓷等，其中越窑系统的青瓷，是宋代瓷器出口的最大品种，生产青瓷的宋代窑口主要有浙江龙泉窑、福建泉州窑、磁灶窑等；生产黑釉瓷的窑口主要有建窑、磁灶窑；而青白瓷生产较少，如建窑生产少量青白瓷。

中国海域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最有代表性，三者所属年代均为我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高峰时期——宋元时期，发现地点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对出海通道的称呼）和远洋航线上。从航向来看，“南海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是从中国港口满载出海的商船，后渚沉船则是从东南亚归航泉州的海舶，这些发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1）白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湾，该遗址所打捞出来的陶瓷器大多为宋代的黑釉盏，还有一些青白瓷碗。

（2）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于1976年发现并开始打捞，出土文物中多数为龙泉窑瓷器，在三百余件黑釉器中，发现少数几件是建窑的兔毫盏。

（3）西沙群岛华光礁南宋沉船。该沉船出土文物约6000件，以瓷器为主，主要包括福建德化青白釉碗系产品，仿建盏的黑釉器物，南宋青釉系器物，磁灶酱黑釉器物，景德镇青白系产品等，绝大部分是青白釉瓷器。

（4）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这些文物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绝大多数文物完好无损。根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文物超过8万件。

（5）日本仓木琦沉船。发现于日本奄美大岛的仓木琦海域，出水瓷器绝大多数是龙泉窑青瓷器（约占总数的73.6%），其次为莆田窑青瓷器、闽清窑青白瓷等福建窑口产品，以及少量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器。该沉船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沉船货物相似，年代相近，但是这两条沉船的年代都略晚于南海I号沉船。

（6）后渚沉船。1973年，福建省泉州市的后渚港内发现一条南宋时期沉船。沉船的甲板和上层建筑已经不复存在。船货主要为来自东南亚一带的各种香料和药物，陶瓷器数量不多但包括了产自浙江、福建窑口的青瓷、黑釉瓷、青白瓷等种类。

（7）半洋礁一号沉船。发现于福建省龙海市的半洋暗礁海域，沉船中的陶瓷船货主要是黑釉盏，有少量印花青白瓷碗片、陶盆、陶壶等。瓷器特征显示，该沉船的年代约为宋末元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水下隐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主要为古老沉船的残骸，全世界大约散落着300万艘未被发现的沉船。而中国南海海域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曾作出推测：南海古沉船不少于2000艘，现在已经掌握了200多艘沉船的信息。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沉船打捞，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秘密，对研究宋元时期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章深：《市舶司对海外贸易的消极作用——兼论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浙江学刊》2002-12。

2.沈阳；燕海鸣：《申遗背景下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8-03。

3.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4.任林梅：《宋代瓷器海外贸易情况研究》，《青年考古学家》，2018-11。

5.李庆新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供稿：王晓

审核：王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