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贫困治理差异彰显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历史任务。一般认为，只要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和集中权力，就会出现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财富分配的不对等。一旦这种不均衡和不对等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贫困问题。贫困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独有的个案问题，而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应对的艰巨挑战。正因如此，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贫困治理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带领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投入力量最大、实施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脱贫成效最显著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是中国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

■ 新冠疫情下

全球贫困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按照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计算，我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化，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纷繁复杂，全球贫困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发展中国家限于疫情防控能力，因疫情致贫情况激增。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失业率增加、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种族歧视加重等问题。加之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部分国家地区难民、贫困等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

2020年3月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约2.3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也称《关爱法案》），直接向家庭支付现金，并增加失业救济金，对消减贫困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随着条款陆续到期，经过美国两党几个月的漫长“拉锯”，同年12月，美国国会才通过9000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一方面，通过支付现金、增加失业金等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美国贫困人口提升就业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持续的财政支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根据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梅耶和圣母大学经济学家沙利文的研究，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下半年美国新增贫困人口800万人，贫困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其中，黑人贫困人口新增240万人，贫困率上升了5.4个百分点。相对于中国消除贫困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轮廓日益清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曾经诠释美国人生活理想的“美国梦”正在经受新冠疫情、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问题的严峻冲击。

二

■ 中美贫困治理存在制度背景、对象、  策略、成效差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在贫困治理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理念，更好把握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深体会中国共产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使命情怀。

一是贫困治理制度背景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美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现阶段，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尚未达到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以垄断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通过社会改良和制度修复得以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然而，伴随美国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美国政治精英们用来分裂无产阶级的所谓“政治正确”也逐渐开始遭到民众质疑。这就昭示了美国的贫困治理一开始就是精英阶层为了修复资本主义制度缺陷，避免发生系统性制度危机而设计的一套“政治把戏”。

二是贫困治理对象差异。美国因移民历史和精英社会相对固化等原因，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和经济分配不对等问题突出，使得贫困主要发生在老人、失业者、妇女、儿童、黑人等特定人群。这与我国贫困群体有一定差异。我国贫困人群分布多与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教育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地理区域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我国的贫困治理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美国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所谓“政治正确”的策略。脱贫攻坚战中，不论区域、民族、年龄、性别、城乡，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群均在脱贫攻坚的范围。这些对象涵盖了老人、妇女、儿童、失业者以及各类少数民族聚集区。这也决定了我国贫困治理的难度远远大于美国。同时，因美国相对贫困标准的收入水平仍然高于我国现行贫困标准，如何扎实做好开发式扶贫，通过政策举措引导不同类型贫困人群积极参与就业创业、主动改善生活、防止返贫也是一大难题。

三是贫困治理策略差异。正因为存在制度背景和治理对象等差异，中美两国在贫困治理的策略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坚持开发式扶贫，动员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发挥各自优势，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不同个体的贫困特点，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成功塑造了精准扶贫这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美国的贫困治理过程中，税收分配制度、税收杠杆与经济分配和贫富调节有直接关系。此外，在美国联邦政府安全网体系中，除了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常规社会保障制度外，专门针对贫困治理制定了十多个反贫困项目。但因项目管理成本较高、申报条件复杂、项目之间协同不足等原因，贫困治理经费使用效率不高、极端贫困人群难以覆盖等问题依然存在。

四是贫困治理成效差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坚持开发式扶贫方略，通过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实现了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9年底的0.6%，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截至2020年末，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社会保障覆盖是贫困治理的另一个观测视角。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截至2020年底，我国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61亿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近日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也显示，中国99.9%以上的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保覆盖率提升不仅是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基本手段，也是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手段。美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和各项反贫困项目虽然使得美国贫困率得以保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但是受疫情冲击、种族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贫困率却有所上升，并且贫富差距也呈现扩大态势。

供稿：朱文晶

审核：方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