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四宝”——丝绸、剪刀、扇子、天竺筷。天竺筷不如杭州丝绸、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声名在外，但却是老底子杭州家家户户用餐时的标配，也曾有过赠予外宾、远销海外的辉煌经历。

今天，我们很少能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看到天竺筷，但在楼外楼、奎元馆等杭州餐饮老字号里依然能得见其身影，天竺筷制筷工艺也被纳入了浙江省及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人们品尝杭州美食时，一双双天竺筷也在无声地诉说着杭州手工业的璀璨历史及其背后蕴藏的厚重文化。

壹

兴盛与衰落

相传西湖天竺一带的农民惯于就地取材制作竹筷用于吃饭，这便是“天竺筷”最初的形态。清代到访天竺的香客游客众多，当地人为其供饭时也以此法制作筷子供其使用，由于颇具地方特色，香客游客常将之带回留作纪念。以此为契机，“天竺筷”开始作为纪念品出售，开启了商业化生产的历程。清光绪年间，制筷工艺得到极大提升，工人们为筷头镶制锡帽，筷身烙以万字花、祥云纹等图案，并经硝酸处理或栀子汁浸染成枣红色或黄色。精细加工后的天竺筷更受欢迎，逐渐成为杭州竹制品中的名产品。

天竺筷多选用一年或两年生的野生小竹，经采竹、锯竹、脱脂、晒干、理胚、磨头、烙花、抛光、上头等20多道工序制成；竹制材料方便易洗，保留的竹青又是天然的抗菌屏障，无需刷漆，不易霉变，健康环保；花鸟山水等极富地域特色的火烙花纹经久不褪色，且古朴风雅。实用与美观兼具，加之价格亲民，天竺筷在清末民初时风靡大江南北，杭州的制筷产业也随之迅速发展。

上世纪30年代，大井巷、打铜巷、十五奎巷一带的制筷作坊多达二十余家。建国后为满足市场需求，杭州筷业开始成立工厂集中生产，告别了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的“作坊时代”，也创了产量新高。民国时期，宋美龄曾将天竺筷作为“国礼”赠予使节夫人。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杭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时选用了天竺筷替代象牙筷。在国事活动中的亮相更使天竺筷声名远播，销路遍布国内各省市，并远销新加坡、东南亚、日本各地。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机械化生产的大力推进，塑料筷、毛竹筷、木筷以及一次性用筷开始占领市场，极大地影响了天竺筷产业。一方面，天竺筷制作工序繁杂，且需要纯手工技艺来完成，尤其是烙花，只能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而无法以机械化来替代，因此在效率为先的市场中失去了竞争力；另一方面，天竺山风景保护区的成立使得原料取材变得困难，而从外地取材又会增加成本，导致天竺筷产值和附加值不断下降，降低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更糟糕的是，能耐得住性子去学习制作天竺筷的人越来越少，天竺筷制作工艺的传承也成了问题。

贰

入古而出新

王连道是天竺筷第五代传承人，因舍不下这份老底子杭州的回忆，他牵头重组了杭州天竺筷厂，并全身心投入了天竺筷制作工艺的研究。天竺筷的特点在于竹材和烙花工艺，他就从这两点入手恢复天竺筷的生产制作：拓展原料来路，去到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采购竹材；改进生产工艺，改煤炉为电炉并引入半自动化操作；制定生产标准，确保从长度、直径到花纹烙法都有标准可循。

除了从技术上恢复前人的制作工艺，王连道还强调“入古而出新”，注重产品的内容的创新。为此，他凭借曾经的金工工作经验自制电烙笔，创制新的烙花方式；以常年习字绘画篆刻的艺术积累，设计新的烙花图案。几经探索，天竺筷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回市场。

《西湖十景》筷身烙以西湖风景，筷头饰以三潭印月造型的筷帽，将西湖元素展现得淋漓尽致；《龙凤御箸》以竹材镶嵌红木并烙以龙凤花纹，搭配玛瑙制成的筷头、筷架和龙凤盘，进行了不同材质的融合；《快（筷）乐满舱》设计了船型筷桶用于存放天竺筷，增添了十足的趣味；《十二生肖》以甲骨文为烙花主体展示每个生肖的文字之根，融入了书法文化；《运河古韵》刻画了杭州运河沿线的拱辰古桥、香积双塔等人文历史景观；《梵音天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偈语展现了杭州灵隐寺以及天竺三寺（法喜寺、法净寺和法镜寺）的佛教文化；《济公赐福》则对杭州家喻户晓的济公活佛的传说进行了记录。

“匠人赋予产品生命，文人则给予灵魂。”在天竺筷的创新之路上，王连道不断将杭州的自然景色、人文风物，以及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雕刻艺术融入其中，使其不仅作为餐桌上手臂的延伸，也成为杭州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赋予了它新的灵魂。用文化丰富产品内涵，用设计提升审美趣味，这种创新方式让天竺筷具有收藏和赏玩的价值，摇身一变从“土特产”成了“工艺品”，并连年斩获多项省市级优秀旅游纪念品荣誉，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喜欢。在此过程中，王连道本人也实现了匠人和文人身份的融合。

叁

漫漫非遗路

天竺筷的“死里复活”，不仅在于其产业化运营的恢复，也体现在其制作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受到了重视。2006年12月，“天竺筷传统技艺”入选“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6月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王连道被评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天竺筷获首届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银奖。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为人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可供参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方向：

1.产业化运作保障非遗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发展性和活态性的特点，它通过人的“口传身授”和“代代相传”来实现继承和创新。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把非遗放在博物馆里仅供展示，而应当在不违背和破坏其核心价值和核心技艺的情况下，引入生产和生活实践，以生产促进传承和保护的可持续性，让其不断发展并融入民众的现实生活。2012年《文化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出台实施，为非遗的产业化运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天竺筷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便遵循了这一点。尽管王连道改进了天竺筷的制作工艺，引入了半自动化操作，创新了烙花方式和图案，但天竺筷制作的核心工艺依旧只能凭借人工经验来完成。同时，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天竺筷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以一种文化产品的形象出现在市场。尽管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运作还存在争议，但以天竺筷的复兴之路来看，产业化是保留和传承天竺筷制作工艺的有效方式，它可以实现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传播文化的同时也拉动消费的增长。

2.政府介入管理避免非遗“泛产业化”

非遗产业化的健康运作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政府不能一味地将非遗的文化属性与其经济价值对立起来，而应该积极探索非遗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转化机制。因为单靠政府财政支持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终会随着政府无力承担而无法持续。但在推进非遗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也必须预防非遗生产的“泛产业化”，即杜绝部分企业在利益的诱导下假借生产性保护的概念对非遗进行低成本、大批量的过度开发行为，为保留非遗的文化内涵和核心技艺建立更具生命力和延续性的保护体系。

天竺筷的复兴之路也离不开政府的保驾护航。从王连道着手重组天竺筷厂，杭州市拱墅区委区政府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政策扶持、经费扶助、平台搭建、基地建设等各方面对天竺筷产业进行保护，将天竺筷制作技艺列入重点培育、扶持的非遗项目，保护核心技艺、完善相关产品、刺激市场需求、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等一系列举措，为天竺筷的产业化运作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也为天竺筷制作工艺的活态传承和保护建立平台和基地，有助于后续人才的培育和孵化。

3.融入社会生活延续非遗发展的命脉

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郭艺指出，“非遗不是静止的，它必须适应当下的生活状况，否则就容易走向濒危，所以我们着力推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让居民、游客共同加入保护和传承的行列。”可见，非遗发展的命脉在于融入社会生活。如何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如何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是天竺筷传承也是非遗传承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目前天竺筷更多的是作为旅游纪念品、艺术品存在，而难以重现清末民初作为江浙沪一带家家户户饭桌标配的现象。缺乏流行性，就缺乏融入社会生活的可能。只有老一辈人喜欢天竺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年轻一代将使用天竺筷作为一种时尚，天竺筷才算是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其传承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为了让天竺筷尽可能多地融入人们的生活，王连道也做出了许多尝试：通过与餐饮店的联动，天竺筷不仅出现在楼外楼、奎元馆等杭州知名老字号的餐桌上，也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店里，这种带有烟火气儿的回归，比展示柜中的艺术品更贴近人们的生活；积极争取各个场合的亮相，比如借助参与政府发起的“礼食双筷制·文明好习惯”专项行动，向人们推广自己品牌的“双筷制”餐具组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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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来晓维 

审核：毛燕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