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内涵最初是指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长安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而后，伴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古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这一海上通道主要以东南沿海各州为始，近则到达日本、朝鲜、琉球等国，远则到达南亚，更远的到达了今天的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
探究古今丝绸之路的意义，离不开宗教信仰这一独特层面。从丝绸之路与宗教的历史关系来看，丝绸之路上充满了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各种宗教在其沿线传播交流，形成有着浓厚宗教蕴涵的地域特色及文化传统。杭州在中国对外交流史上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在南宋时期，这里甚至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不同于其他地区较为普遍的宗教冲突，杭州现存的宗教交流历史遗迹述说着其包容开放的胸襟，三大宗教信仰都能在这座城市里和谐共处。
杭州佛教的对外交流主要面向日本。在中日佛教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径山寺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元明期间，日僧谒径山者相继不断。南宋中后期，日本名僧俊芿、圆尔辨圆、无本觉心、南浦昭明等先后来寺学禅。圆尔辨圆、南浦昭明先后在径山寺从无准师范、虚堂智愚学习禅法，一住数年，回国后辗转各地弘扬临济宗法。同时，他们带回中国茶经典籍及径山茶具，将种茶制茶技术和茶宴仪式传回日本，从而将“径山茶宴”暨中国禅院茶礼系统地传入日本，茶宴后逐渐演化为“日本茶道”，成为日本幕府和高层社会的仪节。
径山不仅作为临济宗的祖庭道场，也做为日本茶道的起源地，在日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茶道中人慕名来到径山寺，一偿“寻根”的心愿。
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在到达过元代的杭州，他笔记录下了伊斯兰教借由海上丝路在杭州的传播的历史。“那里（杭州）的穆罕默德信徒非常多。整个城市被一堵城墙围绕……第二城区住着犹太人、基督徒和崇拜太阳的突厥人……第三城区是伊斯兰教徒所居，市街与伊斯兰地区的一样，有清真寺和宣讲员。”
在御街入口处的凤凰寺，与扬州仙鹤寺、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齐称“中国四大清真古寺”。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曾载：寺创自唐，毁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遗址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表以崇闳，缭以修庑，焕然盛矣。
凤凰寺内的碑廊现存有27块石碑，有20块石碑均由古阿拉伯文书写而成。从碑文中可以发现，这些石碑以墓碑为主，主人大多为大商人、军官，以及高官，他们当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等（这也与伊本·白图泰的记载相吻合），这些石碑已矗立在凤凰寺七百多年，反映出元代杭州与阿拉伯世界交流之频繁。独特的汉式文雕和诗歌碑文也表明了那个时候在杭穆斯林有了一定的汉化倾向。
无独有偶，在清波街和南山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繁华地段，也保留了一处古代杭州伊斯兰教文化遗址：天方先贤卜合提亚尔墓园。卜合提亚尔是伊斯兰教先贤，相传是一位阿拉伯名医（亦有传说是波斯人），南宋时到杭州传播伊斯兰教，并以医学济世，南宋时携二高徒从海上“香料之路”来到中国，居留杭州。他们用西域医术为回、汉百姓治病，颇有名声，受到百姓爱戴，归真后葬于浙江省杭州市古城边，至今尚存奠基石二方。该墓园与广州宛葛素墓、泉州灵山圣墓、扬州普哈丁墓遥相辉映，并称为“东南四大伊斯兰教古墓”。
明清时期杭州对外交往的特点是传教士显著增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著名的来杭传教士有鄂多立克、卫匡国、邓玉函、殷铎泽（汉名）等人，当时信奉天主教并接受洗礼的除一般士民外，还有很多朝廷官员和社会名流，如杭州的李之藻、杨庭筠等人。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科学、文化进步。
位于中山北路的杭州天主教堂即为明清之际来杭的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所建。清顺治十六年(1659)，卫匡国神父从罗马返杭，得到浙江巡抚佟国器等支持和资助，将天主教信徒杨廷筠旧居附近一片大园地拨给教会，开始另建新堂。圣堂系罗马圆顶式，由正殿和左右侧殿构成，4行木柱，靠边2行木柱砌在砖墙内。该天主教堂命途多舛，先后在雍正禁教和文革期间被改为它用，直到改革开放后，经杭州市委批复，方才同意开放中山北路天主堂。目前，该处遗址被定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接待国内外天主教宾客的场所。
兴建天主堂的卫匡国是杭州天主教对外交流的重要当事人。卫匡国本名“Maritino Martini”，意大利特伦托人，1643年来到浙江兰溪，后到杭州传教。1644至1650年间，因战乱流寓南北，交接了许多恭卿大臣，搜集了大量我国文化、地理和历史资料。1646年在兰溪建造第一座教堂，后至宁波传教，后又回杭继任本堂，继续从事传教活动，著有《鞑靼战纪》、《天主理证》等书。1661年病逝于杭州，葬于大方井教会墓地，也就是今天的留下镇老东岳校源岭大方井。
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既给人们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喜悦，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这种特点在杭州古代对外交流的叙事构建中异常鲜明地体现出来。其久远的历史、厚重的积淀在今天仍在扩散其影响，带来了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筑就了厚重包容的城市性格。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成功推广，不能仅靠经济方面的努力，也需要在文化方面持续跟进。打好文化交流的历史牌，汲取其中兼容并蓄的历史内涵，是这些古代遗迹能够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供稿：王俊
审核：施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