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至9日，以“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主题的“中国城市学年会•2020”在杭州举行。作为“中国城市学年•2020”的平行论坛，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城研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与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学术专场暨浙江城市治理论坛（2020）在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大楼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浙江“重要窗口”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转型创新之道，为“十四五”时期浙江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提供思路参考，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思想方法和路径交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是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努力扩大公共空间，让老百姓有休闲、健身、娱乐的地方，让城市成为老百姓宜业宜居的乐园。这成为指导中国城市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阐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内在涵义。他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主张和实践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之上，建立在坚定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基础之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意识，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主张实践真正落到实处，创造人民满意的业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专门探究了“人民之城”的四个指向，他指出，“人民之城”是需求建城、智慧立城、互惠育城到共荣兴城的合力之城。一是众需之城，城市功能之初显；二是众智之城，凝聚众生的大智慧；三是互惠之城，展现城市命运共同体境况；四是共荣之城，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座城市的终极追求。他还以杭州为例分析了人民之城的实践指向，杭州是一座特色之城、活力之城、生态之城，已逐步彰显其众需之城、众智之城、互惠之城、共荣之城的风貌。
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长，浙江省首批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王国平指出，城市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也是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培育社会主义组织的重要条件；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杭州经验表明，“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有效路径之一是“民主促民生”，让充分发扬民主成为持续改善民生的强大动力。
杭州市副市长缪承潮在致辞中指出，整个年会以“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1世纪以来，杭州以人民的立场把握使命担当，走出了一条由党政界、行业界、知识界、媒体界、市民界等不同社会主体共同治理城市公共事务之路。围绕“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品牌，杭州着力通过治理体制的复合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形式的多样化、治理手段的艺术化、治理机制的科学化，不断丰富和拓展“民主促民生”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优化“民主促民生”的实施路径，不断提升“民主促民生”的综合效能，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回答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时代之问提供了杭州方案与杭州样本。
“重要窗口”建设助力城市治理创新
建设“重要窗口”是一个实践过程。城市治理如何在建设“重要窗口”中发挥作用，是与会代表研讨的重点。“重要窗口”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何艳玲指出，“窗口就是推窗即现美景，浙江把高品质、高质量的成果实践成果呈现出来就是窗口的意义所在” 。城市治理是实现对标“窗口”最重要也是最切实的路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复杂化的治理”“如何实现高质量的治理”“如何达成专业化的治理”是当前城市治理工作中需要同步回答和探索的三个问题。从宏大的城市建设到细微的场景营造，是对复杂化、高质量、专业化治理的回应。
“重要窗口”建设需要智慧城市建设来助力。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考察期间，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应用展示，对“城市大脑”给予了高度肯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蔚文教授围绕“智慧城市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冠疫情考验下的杭州‘城市大脑’”作了主旨报告。她指出，杭州的“城市大脑”推动了城市治理由“权利”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市治理的精度和治理效率。同时,她认为管理部门开放数据，实现跨部门数据的共建、共享是保障“数字”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和前提。
“重要窗口”建设需要提升城市治理创新。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朱李鸣指出，未来城市越来越需要科技创新的原创力、突破性和带动性。创新关系城市能级的提升，并成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功能。为此，他结合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建设实践，论述了城市科创功能如何治理、如何实现的问题。他认为科创功能区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从“提升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策源力”“提升一流创新人才集聚力”“提升创新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力”方面发力。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在“重要窗口”建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结兵教授指出，“市域社会治理是我们窗口建设当中一个重要板块”。他认为，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县域社会治理，也不同于城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指的是市域全域、城乡融合的社会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市域范围内的落实和体现。市域社会治理有三个重要内涵：一是问题导向，二是制度导向，三是效能导向。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制度建设，要加强党建引领，建立数据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的横向协调机制，形成市—区（县、市）—乡镇（街道）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治理体系。市域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更高的治理效能，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共治能力、法治保障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五个重要方面。他提出倡导建立引导性的社会治理考核指标，对社会治理目标进行考核，借助大数据等手段，监测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
在“重要窗口”建设中还需要强化整体智治、绿色智治以及“家园共同体”的打造。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黄骏以水环境执法监督问题为例，说明了整体智治如何在地方人大工作中发挥作用。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雪锋以杭州垃圾分类为例分析了新时代如何进行绿色智慧治理。他指出，通过数字化赋能，可以大大降低中间成本，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垃圾前端、中端、后端的处置，最终构筑多渠道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及多方互动的“共治共享”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杭州西溪街道党工委书记缪全法通过西溪街道社会治理实践案例分析分析总结了老旧小区如何通过打造“我们的家园共同体”，组建街道网格长、自管小组组长、民警交警、保安队长、楼道长、社团负责人、文体队长、小区周边机关企事业单位片长等形成“九长共治”模式，解决老旧小区管理的“管理主体是谁”“怎么合理治理”及“如何长效治理”三个问题。
总结城市治理创新经验
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疫情防控中的城市治理创新，既有经验成效，也有短板和不足。具体要厘清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管控和保畅通的关系；二是补短版和防风险的关系；三是促警觉和稳人心的关系；四是举国体制和人民自治的关系。加强传染病防控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总结经验、补上短板对城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专家从多个层面进行了经验总结。
城乡社区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性经验。台州市社科联副主席（兼）梁雄军指出，台州城乡各社区都较好的落实了疫情防控有关措施，自主开展了一些服务困难居民的活动和互助活动，普通民众在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加强自我防护的同时，以适当方式配合、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也发现存在“迁怒于人”“心理抗拒”“表里不一”三种现象。他提出，大量的证据证明硬核防控有效性明显，但同时呼唤更为和谐的柔性治理。
杭州市下城区社区健康服务的经验。杭州市下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主任、主任护师宋亚琴从基层医务人员的角度，以杭州市下城区抗疫为例探讨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她指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还需要用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谋求多元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赋能基层，提升社区健康服务能力；二是赋能居民，提升社区健康应对弹性；三是加快推进电子健康档案的开放，扩大慢性病连续处方服务的覆盖面；四是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平战结合的应急意识，合理配置应急配用物资和机动人员，全面提升监测能力；五是强化全人、全周期的医防融合的服务理念，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疾控中心队伍、信息、绩效、服务方面融合的力度；六是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助力员的管理。
疫情防控中智库媒体参与的经验。南方都市报编委、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王卫国介绍了在疫情防控中，南方都市报作为智库型媒体参与到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的探索，包括尝试全周期管理的实践：一是做好传统的报道，进行多样化的报道和多介质的传播；二是充分发挥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在疫情防控和疫情报道中的作用；三是将全周期管理链条引入城市治理；四是产业赋能，助力经济复苏。
政企合作型技术治理的经验。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春勇通过构建“政企合作型技术治理”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技术治理实践，分析了其积极作用和潜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线上取证经验的探索。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梧田监察室副主任、一级检察官林国以疫情期间取证为为例，具体说明了电子签名拓展非接触式远程视频取证源头、优势和做法。后疫情时代，电子签名拓展非接触式远程视频取证有助于促使刑法取证变革，提高司法效率。
拓展城市治理创新路径
城市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城市治理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新的建议。
重塑现代城市社区的日常空间管理方式。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张卫良指出，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要进一步认识城市社区的基本空间特征，重塑现代城市社区的日常空间管理方式。一方面，要落实社区治理主体责任，需要发挥党组织、政府、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居民，以及其他的社会组织、志愿组织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城市社区的常规防控举措，既包括提升观念认识、加强公共卫生、完备社区医疗、完善社区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层级式规划布局、建立应急机制等常规性措施；也要创新现代治理手段，完善健康码、通行码、刷脸等门禁系统，智能定位、红外线测温系统等技术手段。
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龚上华指出，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全面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运用“网络化+大数据”的手段，不断提升社区智慧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让社区在应对各类灾难时能够更加从容有序，做到可溯、可防、可治和可控。一是同步更新社区的监测控制系统，疏通信息的传导机制。依托社区广覆盖的监控系统，提升社区信息化治理能力，推动社区“日常治安+疫情防控”双层网的建设。二是结合大数据建立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和应急预警机制。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帮助社区的人员排查和筛选工作，如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在与居民“零接触”的情况下，第一时间筛查、记录和预检居民情况，并建立起社区居民信息库，更加有效地实现社区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和重点人群的分类管理和动态管控，保证社区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做到可控、可防。同时，在随后的精准防控和科学管理中，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还需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让智慧化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疫情防控要纳入整个空间规划体系和建筑设计。浙江城市空间建筑规划设计院规划三分院执行院长、工程师赵家恒指出，疫情中暴露了城市防灾减灾规划的重大缺失、封锁隔离下的流动性管控难、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弹性不足、社区应对突发性事件治理能力低效四方面问题。为此，他提出将城市疫情防控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倡导规划的适度留白机制，增加韧性空间规划，加强社区自治和治理能力，在城市层面、社区（社区组）层面进行分层规划，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城市疫情防控专项规划中的作用，提升精细化城市安全防控能力。浙江省建投投资集团副所长、工程师金武以医疗建筑设计为案例指出，要“平疫结合”，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普通功能设置在非常时期的切换；要体现人性关怀，设计出更优化的人性空间。他建议在设置或改造新的卫生服务站的时，进一步提升防疫功能。
强化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湖州市委党校讲师陈晔指出，要通过夯实良法基础保障，健全公共安全立法，从秩序行政到风险行政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技术驱动安全社区营造等层面来破解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面临的困境。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周明宝以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东京奥运会的影响为例，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健全提升杭州亚运会健康管理系统的对策建议。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杭州亚运会要尽早制定应对策略，启动疫情常态化危机管理预案及演练，推进大型体育赛事流程再造，依托“城市大脑”打造杭州“精准化疫情防控系统”，树立“健康杭州”新形象，努力使“杭州亚运”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高端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现代城市治理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创新，这不仅对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国际城市建设和治理同样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首批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