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丝绸是杭州的名片，更是中国的名片，千年来一直在大宗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反映了江南地区的富足与繁华。

杭州地区早在约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就已经孕育出了丝织文化。1958年，在距离杭州50公里外的湖州钱山漾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经碳-14测定为四千多年前的家用绸片，学术界认定这些绸片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人类利用家蚕丝纺织的最早实例。湖州也因此获得了“世界丝绸之源”的美誉。

宋代，得益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杭州的丝绸业也迎来了辉煌时期，杭州“丝绸之府”美誉在这一时期形成。北宋晁补之在《七述》中记述当时杭州民营丝织业的盛况:“杭故王都，俗尚工巧，……衣则纨绫绮绨，罗绣糓絺，轻明柔纤，如玉如肌，竹窗轧轧，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南宋时，原在北方的宋代统治阶层和官宦巨室、市民工匠随之迁杭。随皇室南渡而来的朝廷续锦院、染院、文绣院、文思院等机构的工匠，带来了精湛的丝绸织染技艺，对杭州丝绸生产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杭州人口剧增，外来人口“数倍于土著”，对丝绸的需要量大增。特别是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杭州，统治阶层自身也要消费大量的丝绸产品。

当时，杭州丝绸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分官营与民营两大类，规模比以往大得多。宋廷设于杭州的官营织造机构，主要有续锦院、染院、文思院等，仅设在武林门外夹城巷晏公庙的续锦院，就拥有织机三百多张，工匠数千人。从《武林旧事》所载杭城“都民士女，罗绮如云，无夕不然”的文字中，可以想见南宋时杭州丝绸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盛况。民间丝织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还能织造某些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吴自牧的《梦梁录》卷十八有这样的记述:“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这里的“内司”是指皇室所属的丝织工场；而“街坊”则是指民间丝织作坊。

杭城经营丝绸产品的商号众多，《梦梁录》记载，在南宋淳佑年间，杭城商号有名相传者106家。另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杭城诸行市共28个，与丝绸业相关的有丝绵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朱彩色行等6个。现今的中山中路羊坝头一带，南宋时就是丝绸店铺集中的地段。《都城纪胜》记载:“彩制铺堆上细匹缎，而锦绮缣素，皆诸处所无。”丝绸店铺的日营业额不下万计，与各行业中相比仅次于“动以万计”的金银珠宝铺。

杭州出售的丝织品，不仅有杭城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且还有外地产品通过杭州进行集散。

南边的绍兴“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丝绸之乡。同属会稽郡的剡县、萧山、诸暨等莫不以丝绸闻名。剡县的绉纱是绝品。萧山出产糓与纱，诸暨则以织绢出名。

东边的嘉兴古称秀州，南宋时魏塘密家的“密机绢”，是一种有名的绘画用绢，极匀净厚密，为文人画家厚爱。下属桐乡的濮院，所产的丝绸统称“濮绸”。濮院附近的崇德也以生产“狭幅绢”远近闻名。

湖州的吴兴、归安、安吉、武康、双林等地都是蚕桑盛地，有小块闲地，必种上桑树。特别是安吉的丝质量最好，纳税时可将绢折合成为丝上贡，而武康的丝锦特别白净柔软，俗称“天鹅脂”，吴兴的绫、双林的绢也颇出色。

湖州丝绸在两宋以后凭借丰富的蚕桑资源和优良水质，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培育出优良的“胡桑”品种。一流的蚕桑资源和优良的育蚕技术是湖丝“衣被天下”的两大基石。湖丝品质逐渐超过了其他品种，声名远扬，堪称“湖丝遍天下”。这一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为两宋及以后中国的商品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语传遍大江南北。

南宋末年，元军进逼临安，在相对平稳中完成了政权的交替，因而元初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如余杭、萧山等地的丝绸业生产亦未受到十分严重的破坏。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下广植桑树、养蚕缫丝，竭力恢复蚕织，并在原来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元代来华的马可·波罗记载，杭州城市民“中间的大多数人，因本地出产大宗的丝绸，还有商人从他省运来绸缎，故时常穿着绸缎衣服”；在街上来往驰骋的车子“四周有绸缦，并有绸制的坐褥”；甚至于将“金线织成的绸缎”投入火中给大人物或富人殉葬，可见杭州丝绸生产之盛，应用之广。伊本·白图泰也称“杭州市街美丽，城内多能工巧匠，这里织造的绸缎以汗沙（即杭州）绸缎著称”。

另有《元史》中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世祖忽必烈命江浙行省左丞忽辛兼领杭州等路诸色人匠，以杭州税课所入，“岁造缯段十万以进”，一年织造绸缎十万匹，可见其规模相当庞大。杭州“丝绸之府”的地位在元代得到了延续，至今仍是杭州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

供稿：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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