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胜是杭州”，杭州西湖始终是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之地，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春题湖上》）到北宋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再到南宋林升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题临安邸》），无不表现出对西湖的赞美。如若将西湖比作一幅画，那么完成这幅千年巨著的又何止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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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之治

“塔影初收月影昏，隔墙人语近甘园。南山游遍分归路，半入钱湖半暗门。”一诗出自南宋诗人王洧所作的《雷峰夕照》，也正是描绘“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佳句。

说到雷峰塔，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而关于雷峰塔的建造，我们不得不提到十世纪时期的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入宋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赵弘殷讳，而名钱俶）。毕生信奉佛教的钱弘俶，为庆祝其妻黄氏得子而建。西湖周边的保俶塔，六和塔等也皆是钱弘俶在位期间所建。

除钱弘俶之外，吴越国其他国君对西湖治理的贡献也非常巨大。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就非常重视对西湖的治理。欧阳修的《五代史记注》中记载：“唐末钱尚父镠始兼有吴越，将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为之，当十倍于此。王其图之。”镠顾谓术者曰：“岂有千年，而有天下无真王乎？有国百年，吾所愿也。即于治所增广之。”由上文可见，吴越国君钱镠深明大义，不为一己私利填没西湖，而是为他统治之下的老百姓考虑。

除此之外，在吴越国统治期间，“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原连接西湖和运司河的小河），以入运河。”吴越国不仅设立专门的撩兵拔除杂草，挖深泉池，疏浚淤塞的西湖，而且在涌金门内修凿涌金池。重新沟通西湖与运河。对西湖的治理作出了不可灭的的贡献。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君钱弘俶纳土归宋，不仅使吴越国百姓免遭战火，对西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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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治

两宋时期对西湖的治理，在西湖的治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是承接吴越国之后的北宋之治。

吴越国纳土归宋后，西湖便又失了治理。直至真宗景德四年（1007），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知杭州，见西湖凋敝堰塞之状，遂奏请疏浚西湖，期间 “命工浚治，增置斗门，以备渍溢之患”，并将白居易之《钱唐湖石记》旧记刻于湖畔。

天禧四年（1020），出判杭州的宰相王钦若奏请以西湖为放生池，严禁百姓捕捉湖中之鱼鸟。次年，杭州知州王隋亦上奏禁西湖为放生池，并作《杭州放生池记》，立于西湖北岸昭庆寺旁。对于西湖的禁止采捕，使得西湖葑草愈盛，淤积甚重。

仁宗庆历元年（1041），枢密副使郑戬出知杭州。此时西湖除了拥堵湮塞之外，还出现了沿湖多地被豪族和僧寺侵占的情况，导致西湖的面积比之前更小，河道更加狭窄。郑戬便发动杭州各地数万民众，疏浚西湖，拆毁湖中建筑，恢复西湖旧貌。再加之仁宗嘉祐五年（1060），知州沈遘新凿一井，引西湖水，供百姓饮用，被称之为“沈公井”。神宗熙宁五年（1072），陈襄移知杭州，为解决“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的问题，在苏轼的协助之下，重修六井，开挖水渠，修补管道，重引西湖水入六井，并且对吴越时修建的涌金池进行了整治。

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拉开了全面整治西湖的序幕。苏轼曾两度到任杭州，第一次是以通判之职协助陈襄助理西湖，第二次则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关乎百姓生计的西湖进行全面治理。苏轼第二次以知州之职到任后，体察民情，了解到西湖在百姓生活中地位之重，“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并且广纳言行，采取了许敦仁等地方官吏的治湖建议。上书哲宗《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分别从情理、民生、农业灌溉、交通运输以及财政收入等方面论述治理西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苏轼还上《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对全面治理西湖的原委、具体操作计划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从而获得了批准。苏轼也确实是按照上述内容进行治理的，此外还专门设立了“开湖司”，负责西湖的日常管理；并且为了防止西湖的经常性湮塞，便将西湖分块分给百姓种菱，消除葑草之患。此外，现在的“三潭印月”（用来界定百姓养殖菱藕的范围，防止淤积）、“苏公堤”（解决南北沟通问题）之景便是苏轼治理西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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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治

南宋定都杭州，不仅使杭州一夜之间成为了大都会，也使西湖的治理更为重要。南宋时期，便有七次较大规模的治理。

绍兴八年（1138），张澄任临安府知府，其到任后首先对西湖进行了治理。他不仅招募了专门的治湖厢军，规定编制为二百人，由钱塘县尉负责。并且禁止围湖造田，禁止粪水对湖水的污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法令松弛，侵占现象便又严重起来。

绍兴十八年，汤鹏举知临安府，于次年开始治理西湖，清除葑草、撩除淤泥，补充开湖军兵，增加兼管人员，并且不再允许“请佃耕种”。

乾道五年（1169），周淙开始治理西湖。对撩湖兵的缺额进行了补充，并委托钱塘县尉于壕寨官共同管理。同时禁止占种茭菱，严禁侵占湖地，禁止官员居民向湖中倾倒生活污水、粪土、垃圾。

淳熙十三年（1186），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张杓治理钱塘江堤和西湖。他设置修江卒，用来抗击潮水，同时又疏浚了预计多年的西湖，修复闸门和六井。淳熙十六年，张杓又知临安府，再次治理西湖。针对私占西湖修建园林的权势，张杓不惧，终将其绳之以法，恢复西湖旧貌。

宋代对西湖的治理总体上还是比较连贯的，“终宋之世，湖无壅淤之患”则是对两宋西湖治理的最好诠释。元朝除了元世祖至元年间对西湖有过疏浚之外，终元一朝，没有做过像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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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至十三世纪西湖治理的特点

吴越国定都杭州，对西湖的治理算得上不是偏颇。而“终宋之世，湖无壅淤之患”又是对两宋西湖治理的最好诠释，再加上元朝初年对西湖的疏浚。总体来说，十至十三世纪时期对西湖的治理算得上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各政权归西湖的治理又有何特点呢？

一是西湖治理政治化。在十至十三世纪中，有两个多世纪，西湖的地理位置一支处于“天子脚下”。无论是位于吴越国国都还是南宋都城临安，西湖一支处于天子脚下。而西湖对解决当地百姓的生活、农耕，交通，政府的漕运、税收等问题，沟通运河等水系以及承载都城之下的旅游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期间，治理西湖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且成为了杭州城的“地标工程”。

二是西湖治理专业化。早在十世纪前期的吴越国君钱镠便创建了有组织、有规模的西湖执法管理队伍——撩湖兵，用于西湖的除草去淤。到南宋，又有临安府知府张澄设置专职的治湖厢军，编制二百人，作为西湖治理史上第一支专职疏浚西湖的队伍。其后，又有汤鹏举补充开湖厢军的人数，使其足编足额，并且委派专门的武臣专门负责。之后的周淙面对开湖厢军人员短缺的情况，亦对该队伍员额进行补充，以保持一支专业撩湖队伍的治理能力。

三是西湖治理规模化趋势明显。十世纪以前的西湖治理总体上是局部性的，基本上是疏浚西湖、修建堤坝、开井、除草去淤。从吴越国开始，西湖的治理规模逐渐扩大，由之前局部的治理扩展到大范围治理。不可忽略的因素包括在此期间不断出现的政治中心，以及政府对西湖的重视，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有长足的进步。如吴越国王钱鏐对西湖的整治，苏轼对西湖大范围的整治以及南宋政府对西湖持续性的改善等。

四是西湖的休闲作用渐趋明显。西湖从之前的供民耕收到南宋政治中心确立后休闲旅游的渐趋兴盛，都反映了西湖在统治者以及民众心中的功能作用的转变。如吴越国王钱镠在治理西湖时曾言“百姓藉湖为生”，再到苏轼治理西湖时以百姓饮水，灌溉田亩为由，不仅仅是有利于漕运和增加税收的成分，且尚有“非止为游观之美”的休闲旅游之用。到南宋政府时期，王室、官宦、城市富豪竞相在西湖周边修建宫殿、宅院、园囿、亭台楼阁等建筑，使西湖成为游览胜地。也不乏一些官员在治理西湖时更加注重保护西湖的环境。林升在《题临安邸》一诗中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该诗句虽是对南宋统治者的讽刺，却也间接的表现出西湖有着重要的休闲作用。

纵观十至十三世纪时期的西湖治理，已不仅是简简单单须臾之政，而与当时的杭州地区，以及与西湖有关联的其他领域相沟通的综合之治。西湖治理的政治化、专业化、规模化、休闲化，不单单体现在当时的社会之中，对于我们今天的西湖治理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努力把西湖治理同城市发展相结合，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到我们的城市中去，创建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参考文献】

[1].郑瑾著.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欧阳修.五代史记注.清道光八年刻本.

[3].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4].苏轼著；邓立勋编校.苏东坡全集 下[M].合肥:黄山书社.1997.

[5].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程千帆，沈祖棻注评:古诗今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供稿：李湛栋

审核：施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