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和“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所”，释放了松绑“地摊经济”的信号。6月11日，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发布，对于流动摊贩和宜居城市工作进行了明确。

城市地摊经济爆红的背后

“地摊经济”的爆红背后，是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为1000左右，是在疫情影响下4月份城镇失业率为6%的残酷现实。面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流动摊贩和地摊经营予以松绑，体现了国家敢于正视困难的担当和包容弱势群体的格局。诚如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可以说，地摊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刺激消费、增强经济活力有着积极作用，是“稳就业保民生”的一个重要抓手。

然而，松绑“地摊经济”考验着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些城市由于准备不足而出现一些负面新闻，一时间引发“城市管理-流动摊贩”的社会大讨论。搜罗网络，关于地摊经济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下维度：第一，“掘金者”的“地摊财富论”，各类“地摊财富秘籍”纷纷横出江湖；第二，专家学者积极跟进，各类学术研究“再添新料”；第三，“管理者”的“治理苦思”，各种“地摊规范新政”纷至沓来。

从历史的维度看，地摊经济是城市“市集、市场”的原型，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态，曾与城市和城市居民共生共荣。因此，地摊经济不是疫情背景下的应急产物，因此，切不可将小摊小贩（城市底层群体）作为城市经济的临时救火英雄，而是要回归理性，研究构建地摊经济长效发展机制，确保政策真正为老百姓就业营生服务，为提升城市经济的活力服务。

城市地摊经济争论的焦点

城市地摊经济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群体审美的差异与利益冲突，这也成为地摊经济长效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是城市群体阶层分化，加剧“地摊经济”矛盾的凸显和激化。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城市群体的低差异程度，以及较为一致的利益诉求，“地摊经济”依托其低成本、便捷的特性被城市居民广泛接受，并成为多数城市居民的重要生计方式。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城市人群分异加剧，“先富”者从温饱中解脱出来，开始了有意识的审美，并关注自身生活和居住环境的品质，而由“未富”者主导的“地摊经济”尚处于温饱需求层次，因此，曾经融入多数人生活的“地摊经济”被贴上环境脏乱、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交通、打扰居民、影响市容市貌等标签。根植于公共空间的“地摊经济”成为了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焦点。这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伴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市整体品质的提升而不断激化。

二是“围堵式、圈地式、一刀切”的治理模式脱离实际而多以失败告终。在过去，在取缔地摊经营的过程中城管与商贩矛盾屡现，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多以卫生问题、安全问题为由，对“地摊”实行了以“堵”为主的高度管控方式。而松绑“地摊经济”过头，放而不管导致无序流动摊位盛行，也造成社会问题频发，如“大连某夜市开放后，附近交通堵塞，卫生‘一片狼藉’”。

因此，地方政府要深刻认识到重启“地摊经济”有利于支持批发零售、餐饮等服务业恢复发展，是我国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地摊经济”涉及食品安全、交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消防安全等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是公众普遍担忧和关注的，不可以一放了之。对于“地摊经济”的管理，要做到更精细化，更具针对性，找到放与管、灵活与严格的平衡点。这就要求城管部门对重点中心区域进行严格管理，禁止摆摊；对非重点区域划分摆摊地方与时间，根据不同城市不同文化背景进行管放，有效合理安排。同时，做好室内经济与地摊经济、固定摊位与流动摊位之间的统筹与利益平衡，否则将室内经济搬到室外是“换汤不换药”，而统一划定的固定摊位的摊贩主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也会渐渐退出城市的街道。街道恢复了干净、整洁、美观的物理之美，但同时也失去了美的精神，变成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烟火味的机械空间。

他山之石：地摊经济治理的国外经验

新加坡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加坡街头摊贩约有25000人(约占新加坡当时总人口的1％)。但是新加坡政府并未采取强硬手段，而是短期内通过颁发许可证控制街头摊贩数量，许可证只颁布给真正贫困的摊贩，而让其他人回到劳动力市场。同时，将小贩中心作为建设“邻里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规划体系，逐步开展摊贩迁徙计划。小贩中心配有输水管、下水道和垃圾处理系统，并通过租金补贴的形式鼓励街头摊贩主动迁至小贩中心，到上世纪80年代，所有摊贩都获得安排。2001年，环境部实施小贩中心翻新计划，旨在改善小贩中心的用餐和购物环境，并使业绩较差的摊贩退出市场。

同时，新加坡在对饮食安全的管理中采用了分级管理和扣分系统。国家环境局根据经营场所的卫生情况、清洁程度和店面标准进行评级，由优到劣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评级证书必须展示在店内醒目的位置。扣分系统用于许可证的暂扣或者吊销，根据违规程度制定了详细的扣分标准。

新加坡的摊贩都加入了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行业协会代表摊贩利益，成为了摊贩和政府之间畅通的交流渠道。

韩国

韩国政府将市区划分为绝对禁止区域，如主干道、火车站、人行道等；相对禁止区域，可申请在此摆摊，摆摊规模、摆摊时间和经营范围要严格按照政府规定执行；诱导区域，如城市中心外围空地、河道两侧等不繁华地区，允许摆摊设点，但对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限制。韩国的摊贩没有税收，只要申请加入“商贩业主协会”，就可以获准摆摊。

地摊经济之破局：以“美”之名+“善治”之手

借鉴新加坡、韩国的经验，我国应重视松绑“地摊经济”可能产生的问题，审慎推进；同时将“地摊经济”作为契机，倒逼城市治理向“以人为本”、精细化的方向转型。可以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商贩区域，将“地摊经济”融入城市景观，成为城市“靓丽的风景线”。通过以“美”之名和“善治”之手段推动地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是无界无线的，可以作为跨群体沟通的共同桥梁。“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充分印证了：对于同一个对象，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符合自己审美和价值标准的观测点。可以以“美”为名，创新治理手段，消解影响地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障碍因素，促进地摊经济的长效发展。

（一）发展地摊美学，共建美丽街道

1979年，日本学者芦原义信的《街道的美学》首次在学术上引入“街道美学”一词，并提出了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美学原则。当前主流的街道美学研究侧重于街道的物质空间品质，包括空间的优美、尺度的宜人等，但往往忽视了街道承载活动背后的场景活力之美，而“地摊经济”的出现恰为不少“美观”的街道弥补了缺失的活力。因此，接地气的地摊，也应当拥有美的气质，在街道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发展“地摊美学”，侧重于街道美丽生活场景的创建。美丽街道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①“共识构建”，即普及街道美、地摊美的价值观念，提升流动摊贩的审美意识；②“标准制定”，发展地摊美学，研究制定地摊美学标准，以及实现地摊美的一般路径，值得注意的事，地摊美学标准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流动摊贩、城市管理者、街道周边居民的需求；③“能力培养”多途径宣传和推广地摊美学的非正式培训，提升流动摊贩的审美能力；④“样板引导”，积极开展精品“地摊经济”示范街的创建活动，建设样板街道，推广样板经验；⑤“弹性选址”，地摊经济重要竞争优势在于摊位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表现在空间流动、时间的流动、贩卖商品内容的流动，传统定点、定向租售摊位的管理模式，往往难以适应地摊经济的实际需求，为此，建议由流动摊贩提出申请、政府统筹安排、街道周边社区居民参与协调，共同选址合理的地摊空间；⑥“时空共享”，引导和加强摊贩之间资源的互换、共享，实现摊贩跨时间、跨空间流动。

（二）链接美丽技术，共创美丽场景

传统地摊经济难以治理的重要困境之一在于流动摊贩主以及消费者环境卫生意识不足，且由于摊贩的流动性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环境卫生污染之后，责任主体的追踪成本过高。但随着云监管、云治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行路径。为此，建议在流动摊贩治理过程中，链接美丽技术，共创美丽场景。第一，“依码管理”，引入“云码”管理技术，实现流动摊贩的“一码”管理。具体管理功能包括：①“扫码预约，有序经营”，将研究划定的街道弹性空间进行“车位化”处理，增加二维码识别系统，通过云识别系统，小摊贩可以在线定点、定时预约场地，同时，划定各摊贩的卫生环境责任区；②“依码识人，明确主体”通过二维码预约系统，能有效识别和监管各时段各流动摊位的使用情况，明确责任主体；③“共享数据，弹性流动”，通过云系统，摊贩之间可以预约空间互换，实现流动经营。第二，“云端监控”，创建“街眼系统”，对地摊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同时，积极引入AI智能识别和管理系统，对污染街道环境的行为进行自动识别、标记，作为追责管理的依据。第三，“信用治理”，链接芝麻信用，以此约束摊贩经营行为，促使其自觉、自主规范经营。

（三）推动地摊自治，共享城市权利

地摊经济是城市生活、街道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低收入群体享受城市权利的重要途径。现代化、高品质的城市和城市治理能力不是“非黑即白”的治理模式，如何依托新技术、新思想、新理念，有效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最大程度的实现城市权利的共享，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多样性，是新时代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针对地摊经济，建议由政府制定基本管理框架，搭建智慧管理的技术平台，完善监管体系，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NGO组织，引导和辅助地摊自治，将地摊经济打造成为城市街道到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进而推动地摊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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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蔚文、孙思琪.借鉴国外经验，理性规划及松绑“地摊经济”,浙江大学新型城镇化智库微信号

供稿：童磊 郑艳艳

审核：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