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多样，商业百态。城市的文明化、现代化与小摊小贩并不矛盾。

为稳就业、保消费，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一项“重磅举措”：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曾经，由于摆摊而带来的占道经营、无证经营、市场混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隐患和风险，使其一度成为各地政府争相禁止的城市病。如今，这一顺应民心、合乎时宜的举措意味着对“街头摊贩”的松绑。

各地也纷纷开始“试水”。比如，成都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浙江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杭州也开放了部分街道作为摊贩的经营场地，帮助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的难题。

街头摊贩分布于城市的角角落落，与民众生活“深度契合”，是城市“烟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回答有关就业的问题时，就点赞了临时设置“流动摊贩”的做法，强调“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政策，让更多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摊，是一种简单而古老的经济形态。

历史上，“贩”的出现引起了“摊”的兴起。“摊”因其交易成本低又极具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比“门店经济”“商场经济”更能有效满足公众对食物或其他小商品的需求。同时，“摊”具有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等特点，又恰恰适应了不同消费群体对商品多样化和差异性的偏好。尽管，“摊”处在消费链的底层，看似微不足道，但在城市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却不可或缺。

在当今城市中，“摊”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移动的空间，更是实现民生的载体。很多时候，城市里面流动摊贩的经营者，都是些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人，包括一些下岗工人、待业对象、流动人口等。“摊”因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等因素，经营一“摊”成为城市失业者和进城流动人口的首选谋生方式。据研究估计，全国流动摊贩大概有3000万，也正因为“摊”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安置问题。

除了“糊口”功能，一些曾经的小摊贩，正是依赖“摊”实现了个体向民营经济的蜕变、底层民众向社会上层的流动。比如，中国第一位个体工商户章华妹，19岁在家门口摆地摊做生意成功变身董事长，2016年，以全国个体工商户先进代表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会见。

摊，也是城市文化的一个侧面。

看似无序混乱的“摊”，实则蕴含着深厚且独特的街头文化。首先，“摊”在经年累月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特殊的商品制作技艺。诸如吹糖人、烫画等传统技艺在摊贩家族代代相传，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技艺本身，成为街头文化元素的存在形式。摊贩们南腔北调的吆喝声、杂食摊上天南海北的美味……都印刻着历史、文化和地域的痕迹。

其次，现代城市文化基因使“摊”所包含的文化更加多元化，这些文化元素成为城市文化产业的细胞，有些食品摊则作为一座城市的代名词，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味道，如新疆的切糕、武汉的热干面、长沙的臭豆腐、四川的担担面等等。

举凡令人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的国际化大都市，都不乏带有本地浓郁特色的各类地摊。以新加坡为例，在这座花园城市的大街小巷却不乏小摊小贩和熟食中心，为人们提供各色茶点和瓜果蔬菜，很多摊点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还是一座难求的明星店铺。

“流动摊贩”与城市治理

当然，随着流动摊贩规模的日益扩大，不可避免地给城市带来一定的冲击。有些小摊小贩因为管理不到位，服务卫生不规范，对市容市貌确实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明确的两点：一是现代化与烟火气并不矛盾。建设现代化城市是我们的目标，但现代化应该是生动的而不是生硬的，应该是具有活力的而不是冷淡；二是流动摊贩并不必然等于问题。只要引导得当、管理科学、服务到位、堵疏结合，流动摊贩完全可以有机融入现代城市。对流动摊贩简单地一概叫停、一棍子打死，既丧失了对底层社会的吸纳和包容，扼杀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渠道，更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懒政思维。

流动摊贩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类型，具有复合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流动摊贩空间与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在空间和使用时间上是重合的。这种特殊的时空矛盾，是导致治理冲突的根源。从城市规划管理的角度而言，对于具有时空复合性和不稳定性的摊贩空间，应采用“弹性”控制的规划方法，通过更加灵活的空间治理模式，为摊贩在街头创造最大的生存可能。

规划法规层面的城市街头摊贩空间弹性管理。在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可以考虑对街道等公共空间内流动摊位禁止出现的位置进行严格限定，以城市规划导则形式印发给各区县以及下属街道，而允许出现的位置和时间段由社区或者街道控制，这样既可以保证符合城市规划的控制原则，又可以适应不同地段流动摊贩空间的差异性需求

规划编制层面的城市街头摊贩空间弹性管理。由于流动摊贩空间的时空复合性和不稳定性，很难在规划中为其划出明确的用地，但是可以在规划中留出一定的弹性功能空间来缓解这种冲突。当然，更多的是从非法定规划入手，地方政府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切实制定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城市流动摊贩空间规划。例如，重庆市已经制定了《渝中区次干道及社区背街小巷活动摊点布点规划》。这些非法定性规划，对于解决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的特定问题具有很好的针对性和可实施性。

规划管理层面的城市街头摊贩空间弹性管理。首先，是对经营许可的弹性限定，包括登记制度规范化、审批程序简化、收费标准低价化。其次，是对经营场所的弹性限定。一般情况下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摊位固定、摊贩也固定，属于本街道常住人口中的低收入家庭人员是优先考虑对象；另一种是摊位固定、摊贩流动，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摊贩可以设定摊位租赁制度———除了固定摊位申请外，在合适的地段、合适的时间允许流动摊贩对摊位进行租赁，以此种方式对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进行登记。最后，是对经营时间的弹性限定。街头摊贩空间的经营时间非常灵活，和摊贩自身的时间安排、市场需求及天气变化有很大关系。城市道路功能具有峰值特征，并且城市街头摊贩空间由于售卖内容不同也有经营时间的差别，因此合理限定经营时间可以更好地发挥城市街头摊贩空间的日常商业功能。

【参考文献】

1.高芙蓉等.城市街头摊贩空间的弹性规划控制.城市问题,2019.

2.崔占峰等. “摊”经济70年:城市治理中的“嵌入性”弹性治理逻辑.经济问题,2019.

供稿：商文芳

审核：蔡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