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至今，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几度出现重度雾霾的情况，PM2.5几乎爆表。那么问题来了，疫情期间，外出的人少了，交通流量明显降低，工厂也大多停产，甚至连餐厅都不营业了，让人不禁疑惑：这种情况下为何还会出现重度雾霾天气？到底谁是雾霾的罪魁祸首？

2013年以来，随着“大气十条”“打赢蓝天保卫战”等政策的实施，大气环境逐年好转。近期召开的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通报了重点区域2019-2020年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PM2.5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超过10%，重污染天数分别下降超过30%，三个区域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均为近三年最好水平。

但2020年1月下旬，雾霾卷土重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雾霾的真正成因和防治方向。

如果考察各种因素对雾霾的影响，你会发现，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汽车尾气排放、人口集聚等是雾霾污染的主要来源；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环境规制等因素会对城市空气质量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同时，气象条件、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等自然因素对大气污染物的集聚与扩散有着显著影响。

这场疫情如同一个控制变量的超级实验，施工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车流量大幅下降，餐饮服务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等行业也大部分停工，这类企业污染排放大幅度降低。但是，即便把这些变量控制住了，雾霾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因而要加大其他污染排放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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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人类经济活动减少了，为什么还会爆发重度雾霾？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指出，超出环境容量50%以上的高强度的排放，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频发的根本原因。相对于较低的大气容量，污染物的排放量依然过大，而这些污染物中至少70%是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我国北方冬季取暖设施和区域重污染行业相对集中，煤炭燃烧和工业污染仍是最重要的污染源头。

就采暖而言，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务工人员回乡，居民采暖需求增长，虽然部分农村已完成了煤改气、煤改电，但还有1000多万户用煤取暖，根据《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2018执行报告》，一吨散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一吨电煤所产生的10～15倍。短期来看，政府试图通过强大的执行推力去改变北方的能源结构。但长期来看，煤改气、煤改电的设备投入、运维成本比较高，加上天然气成本较高，基本上是煤价的3倍左右，严重依赖补贴，这一措施的推行一直是靠政府推进。一些较贫困的市县财政难以负担补贴费用，村民重燃散煤。

再说工业，目前停工的主要集中在加工业、轻工业，而污染物主要来源的高污染、高耗能的钢铁、炼焦、玻璃、耐火材料、化工、制药等重化工行业存在大量不可中断工序，需要常年运转，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减排。

“治霾的根本还是要和煤炭说再见。”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认为，“中国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达成至少还需15年以上，这是一个缓慢又困难的过程。我们要慢慢地去解决。”

大气污染程度和排放有关，也和大气环境容量有关。大气环境容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空气质量达标时，最大能容纳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其大小会因气候、气象条件等因素影响而动态变化。气象条件好的时候城市大气环境容量大，反之环境容量小。今年春节以来，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频繁出现长时间静稳、强逆温、高湿的不利气象条件，平均风速整体低于2米/秒，相对湿度高于60%，京津冀中部、河南中部、山东西部等地多次出现大雾天气，这导致区域大气环境容量比平时减少约50%。虽然社会活动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但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2倍以上，这是近期雾霾频发的主要诱因。

气象条件对大气污染过程的影响程度，远超过普通人的直观感受。历史上，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就与不利的气象条件有关，确切的说，是逆温层作怪。理论上，对流层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即“下暖上冷”，但当逆温层产生时，这个规律却截然相反，出现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现象，即“下冷上暖”。由于下层空气温度较低，因而密度更大、难以上升流动，如同一个穹顶扣在城市之上，无法穿过逆温层的污染物只能在其下方积聚、蔓延，且逆温层高度越低，扩散空间越小，污染也越严重。1952 年 12 月 5 日至 9 日，伦敦上空受逆温层影响，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形成一层厚厚的雾霾，使能见度降低到十多厘米，最终造成4000人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成为 20 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相关研究还表明，人口集聚通过消费和出行扩大了能源需求和机动车保有量，造成更多能源消耗和汽车尾气排放；同时，过度的人口使得城区土地资源紧缺，建筑密度加大，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及城市空气流通不畅，为雾霾产生创造条件；加之人口聚集的地方消费市场较大，劳动力充裕，各大公司、企业就会抓住这个契机扩大生产规模，投资办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吸引更多的人口，因而造成更多的资源消耗，加重环境污染。

产业结构方面，工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大，污染排放强度就越大，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工业集中于城市，导致严重的污染问题。目前已有城市为了治理污染而将大量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进行转移或者淘汰，如北京为了治理雾霾而调整退出大量工业污染行业、企业，在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与周边河北、天津等地区进行合作和对接。

城市建设方面，当前飞速发展的建筑业、房地产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建设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扬尘，直接导致雾霾污染加剧；其次，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化工、钢铁、水泥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发展，间接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

城市绿色空间目前对提高空气质量作用微弱，这与目前城市绿地管理和维护不到位，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不达标等问题密切相关，绿地建设尚未在城市内发挥良好的空气净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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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集聚：雾霾治理新思路

明确雾霾污染的源头，方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提出防治雾霾的方法，打赢蓝天保卫战。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界的客观因素，因此，唯有努力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减少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污染排放。

一个好消息是，虽然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会造成大量污染排放，但已有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为例，证明产业经济集聚实际上有利于雾霾治理。究其原因，首先，产业经济集聚能够促进劳动、资本、技术和环境等投入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优化，而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对环境要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这种替代作用会减缓对环境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排放。其次，产业经济集聚可以共享治污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节约治污成本，便于政府部门的集中监管，这为集中治理污染问题提供了可能。此外，在高效的产业集聚区内，良好的前景会吸引高技术人才，这将有助于提升集聚区内科技创新能力，在不变产出的情况下，降低能耗等相关成本，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绿色减排，企业也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绿色工艺和环保技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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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污染后治理”存在的理性思考

我们还要明确一个观念：雾霾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以首先要用发展来解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名字命名，揭示出一个经济体在到达临界点之前，环境质量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但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反而越少，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这是由于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更多地注重经济发展，为此会牺牲环境质量造成环境质量下滑。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受教育程度提高，环保意识增强，向产业链的更高层次攀登，就会有意改善环境，淘汰落后产能，为环保牺牲一部分经济利益。

这与我们的现实情况非常符合：在曲线的最右端，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完全可以用得起清洁能源、清洁技术，所以不仅城市人居环境非常好，自然生态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在曲线的最左端，则是完全原始丰饶的地方，如东非草原、亚马逊雨林深处，这些地方因为没有大规模现代经济活动，自然生态保持原样，是真的纯天然、无污染。

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处于这两点的中间区域，我国目前整体上位于临界点附近，一些发达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已经迈过了临界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会逐步缓解，其他地区也在沿着这个轨迹不断前进。所以说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地发展，大家应该对环境质量怀有信心。

当然，这个拐点不是天上掉馅饼、坐享其成的，需要我们先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再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问题，需要大家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完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强大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协调能力。

【参考文献】

[1]王会芝, 杜林蔚, 吕建华. 城市群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异及动态关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分析[J]. 中国环境管理, 2020, 12(1):80-86.

[2]杨超,刘文佳.论我国雾霾治理的困境及对策[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41(02):68-71.

[3]汪聪聪,王益澄,马仁锋,王静敏.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01):1-11.

供稿：汪聪聪 蔡峻

审核：蔡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