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大致可定义为：古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这一海上通道主要以广、泉、明、杭四州为始发港，近则到达日本、朝鲜、琉球等国，远则到达南亚，更远的到达了今天的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忙的朝代是为宋代。
宋代开国后，多位君主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鼓励和发展海外贸易。有宋一代一直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辽、西夏、金的骚扰，原先通向西域的地方被切断。加之连年的战争使国力损耗巨大，又长期受到冗官、冗兵、冗费的困扰，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了政府开源的必须手段。
宋代造船技术较之唐代有很大进步，北宋《萍洲可谈》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了一种“巨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棺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宋船不仅载重量大，而且船体坚固，结构良好，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宋廷至迟在端拱二年（989年）在杭州设立市舶司。市舶司的设立是杭州对外经贸交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这表明了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之深已需要政府部门参与管理。
市舶司的前身是“市舶使”，于唐显庆六年（661年）初设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宋袭唐制，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海上贸易。后先后在杭州、明州、温州、密州、秀州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元、明两代都在多地先后设立了市舶司这一机构，废置无常，其发挥了相当于现在海关的部分职能，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
宋代在杭州设立的市舶机构大体分三个级别：路一级的两浙路市舶司，府、州一级的杭州市舶司（南宋时期为临安市舶务），县一级的澉浦市舶场。他们都在不同时期负责杭州的海外贸易。
馆驿和仓库场是和市舶司相配套的设施。馆驿负责接待外来商贩的休息住宿，仓库场用于商人货物的存放。杭州建设了大量馆驿和仓库，有浙江亭、同文馆、邮亭驿，怀远驿、仁和馆、都亭驿、北关塌房、北郭驿亭、接待寺等。这些驿馆接待标准很高，用于接待出港官员、来杭外商、外国使者，花费很多。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就抱怨:“而自明及润七州，旧例约费二万四千六百余贯，未论淮南、京东两路及京师馆待赐予之费，度不下十余万贯。”
杭州市舶司负责海外商船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管理，主要职能是抽解、博买和发舶。对海舶进行抽解、博买，由市舶使发放回引公凭，招徕外国商人互市贸易，发放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许可等。关于市舶司的职责的记载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杭州市舶司也是一样:“凡海商自外至杭，受其券而考验之”。宋代市舶司设立的数量大增，体制、职能日趋完备，机构的人员配置，已较健全，驻地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和杭州市舶司，分别设有管干、书表、客司、专库、贴司、专称，手分及押香药纲使臣等专职人员。
抽解，就是征收进口关税，征收办法是将进口货物按数量平均分为十份，抽取其中若干份作为关税。“其抽解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博买，就是市舶司抽解之后，继续统购一些货物作为官府之用，市舶司博买的价格往往低于商品的市场价。博买后，商人便可以自由贩卖。发舶，就是对出海贸易船只进行的审批检查。“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市舶司还要对出海船只进行查验，防止夹带武器、铜钱、部分书籍等违禁物品。
杭州的市舶司，起初设在城东南的保安门（候潮门的北面）外诸家桥之南。后来，移到城北的梅家桥(今体育场路梅东高桥附近)的北面。富家巨室在市舶务附近的白洋湖（今体育馆一带）水边，“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都租给都城店铺及客商寄放货物之用。
在市舶司所在地和运输路线沿途枢纽地区形成了一些蕃货集聚的市场，简称蕃市。杭州城的蕃市在外城，“杭城之外城，东西南北各楼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骄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耳。”
两宋政府还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有来远驿，温州也有来远驿。外商首领来到时，市舶机构用“妓乐”迎送，准许他们坐轿或乘马，当地的主要官员并亲自接见。中外商船出海时，市舶机构“支送酒食”，有时还设宴饯行。对于外商和外国商船也采取保护措施，“番舶为风飘着沿海州界，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货物，许其亲属召保认还”。如遇风水不便，船破桅坏者，即可免税。外商受到当地官吏敲诈勒索，准许越级上诉。市舶机构的官吏和中外商人对海外贸易有所贡献，即可得到奖励，官吏如破坏海外贸易，要受处分。
但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时期其贸易中心地位渐让于明州。杭州与诸国双向直接的贸易交流，许多海外商人希望直接进入杭州交易。这种直接的贸易虽然比较方便，但限于当时的形势，总有诸多牵扯。因杭州作为都城，朝廷向来严防蕃人集中在首都。也因为浙江口“水而阔远，风涛可畏，加以沙涨无定日”，“江水之险，无如钱塘’，载重海舶进港艰难，许多海外商人只能到达较近的南方港口，将货物售卖给中国商人或交给市舶司博买。庆元元年（1195年）后，两浙路其他各港的市舶机构都已撤消，只保留明州一处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