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引发娱乐圈“惊雷”

最近在娱乐圈，国内知名歌手杨坤公开批判喊麦作品《惊雷》引发了热议。

《惊雷》是来自YY主播MC六道的一首喊麦歌曲，在播出后备受追捧，至今全网播放量已经20亿。

在4月10日晚，杨坤在抖音直播时有观众希望他演唱该曲。而杨坤初次试听后，表现出了极大的诧异和反感，并实名diss《惊雷》“难听、恶心、低俗，神马东西”该消息一经流传迅速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并引爆热搜。

翌日，《惊雷》作者MC六道亲自回应杨坤“音乐没有高低，存在即合理”，并称“《惊雷》比你的任何一首歌都火”。

4月12日晚，杨坤发布视频称“没有不尊重喊麦受众的意思，但是作为音乐人要肩负一些责任。《惊雷》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已经引导大众审美走向岔路，尤其是对于没有辨别能力的孩子。”

从文化问题回归民生问题

《惊雷》事件引发了广大网友对于文化艺术的深度思考。首先被讨论的便是各类文化的的兼容问题。

如《全媒派》总结出喊麦的规律：“歌词频频出现帝王、征战、轮回、夺天下、战江湖等热血词汇，表达的多半是战场凯旋，夺得天下后内心寂寞的幻想情境，而其最终导向的价值观是成为一个严酷社会中有钱有面子的狠人。”

如《新京报》则刊登《音乐不分贵贱，但分经典与糟粕》一文并指出：“幻想自己征战沙场的喊麦即便再流行、让喊麦歌手赚得盆满钵满，被时代过滤后也并不会成为经典，甚至会成为糟粕。”

而以上讨论折射出一些社会问题的症结：2018年后互联网步入短视频时代，借助抖音等一批移动互联网短视频应用软件，任何再微小的文化也拥有了以极低的成本放大无数倍的能量。此时，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喊麦文化如何能够和谐共荣，在受众各取所需的条件下，构建能够促进优秀文化创作的环境？

文化问题多与民生问题勾连，《惊雷》事件中各类文化之间缺乏相互沟通和理解，折射了高速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不同群体的生活环境出现了断层，且彼此缺乏有效的认同、沟通和共情。“喊麦文化”的一大核心受众，是来到大城市打拼的流动人口，以从事传统制造业、建筑行业和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其人数之多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个庞大的受众。城乡二元结构下底层谋生的艰辛、长期以来话语权的缺失、公共文化服务和教育的不足，让喊麦成为满足他们渴望功成名就的一方安慰剂。

而要调和城市内不同群体在文化上的疏离感、割裂感甚至抗拒感，关键在于城镇化进程中，要落实解决农民工的民生问题和心理问题，实现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孤独感

由于中国社会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及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存在，社会分化趋势加剧，从相对比较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必然面临众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暂时无法解决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和文化问题。

例如“喊麦文化”就反应了农民工文化边缘化的问题。农民工的制度化身份，加上来自于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观念的偏见，造成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融入困难。农民工对城市归属感的缺失使他们难以产生主人翁意识。此外，目前城市里适合农民工文化层次、生活特点、消费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还较少，一般娱乐场所又消费不起，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单调贫乏，又缺乏机会提升文化水平和审美水平。

这种文化的边缘化也又清晰地反映在农民工心理上。喊麦文化中夺得天下、抱得女神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反应。农民工进城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都易引起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焦虑，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容易引发诸多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自卑心理、过客心理、孤独心理、失衡心理、焦虑心理等等。

解决农民工民生和心理问题的意义重大，难度很大，它是中国城市化的突破口，是当代中国一场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是人口城市化，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

“人心的融入”才是人口城市化的内核

在2020年4月3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就“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的目标提出6项行动部署：一、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二、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五、大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六、加大“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的激励力度。其6条措施每一条都直接惠及农民工的户籍和待遇问题，为农民工落户城市、安居乐业提供了政策支持。

户籍和就业是人口市民化意义非凡的一步，但也只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人口市民化的内核远不止是工作在哪里或户口在哪里，关键还在于“心在哪里”。对于城市的归心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才是一系列农民工民生的政策的终极目标，才是人口市民化的精神导向。对于人口市民化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温暖人心，杭州倡导“八个有”的方针，着力营造出一个温馨、和谐、包容的环境，让农民工实现工作的融入、文化的融入和人心的融入。

有收入。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例如国务院近日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围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强化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制度保障。条例自5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根治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进入了法治时代。

有房住。例如杭州把农民工住房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形成由企业集体宿舍、租赁房屋、农民工廉租公寓等组成的多层次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缓解农民工“住房难”问题。

有书读。例如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纳入本市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本市户籍学生混合编班，在接受教育、参加各类活动、评优选先及奖励等方面，与本市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有医疗。把农民工群体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按照“广覆盖、轻负担、低标准、保基本”原则，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问题。

有社保。例如江苏盐城就全民参保政策印发《盐城市社会保险全民参保扩面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并立下了“确保2020年新增参保50万人以上，力争到2021年底，基本实现全市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全覆盖”的军令状，是全国少有的将参保指标量化考核的城市。

有组织。如广东中山市探索了“２＋８＋Ｎ”的社区融合模式，从农民工流出地较为集中的四川、江西和广东潮汕地区分别推选出一位异地务工人员代表作为该居委会特别委员，参与社区治理，为群体诉求上达提供通道。

有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加大对重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重点做好农民工出租房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增强农民工的安全感。

有救助。例如武汉在疫情期间，对滞留的农民工提供大量临时的住宿、饮食等帮扶。对失业且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农民工发放现金补助。截止到3月13日晚，武汉共设置了69个安置点，累计安置了4843人，累计发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5839人，1609.8万元。

除了从民生问题改善帮助农民工在城市扎根，更要为农民工文化的发展和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社会土壤。

其一、公益性文化机构应加大服务力度。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机构都应该不断加大免费开放力度，为农民工提供图书阅览、文化娱乐和职业培训等服务。

其二、企业和社会应共同参与农民工文化工作。例如北京的“工友之家”、“打工妹之家”，杭州的“草根之家”等社会组织，多次发起农民工公益性大型文化活动。北京市建工集团在工地开设“职工夜校”，配套建设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为农民工提供素质培训、专题讲座、文化娱乐活动；京煤集团在矿区配套建设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职工文体活动中心等设施，丰富了外来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其三、可以通过农民工文化团体促进主体意识苏醒。例如深圳市“外来青工文化节”，设置了外来青工创业发展论坛，家政服务技能展示，外来青工征文，硬笔书法、摄影、才艺和原创歌曲征集大赛等10个全市性的活动项目，培育农民工文化主体意识和外来青工对深圳的家园意识。北京市朝阳区“新工人艺术团”由一群具有精神气质的打工青年组成，他们通过文艺，为习惯了沉默的打工群体发出了属于这个群体的自己的声音。

因此，人口城市化的内核绝不仅是人口的导入和落户。而是农民工能获得归心感、幸福感、价值感。只有“人心的融入”才能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真正贯彻了“以人为本”，且能反哺到每一位城市建设者的生活中。

人心的融入搭建文化沟通的桥梁

城市内不同的社会群体，虽然身份不同，境遇相异，但都应该通过人口市民化能共享城市成果，获得具有共性的生活体验和归属感、幸福感。

而这种对彼此生活的感知、理解和尊重，正是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以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才会形成相互理解、促进、创新的氛围，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

【参考文献】

1.王国平.《城市学总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王国平.《深入开展土地制度研究，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2013年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3.全媒派.《当喊麦拥有千万级粉丝帝国——一种反式亚文化的崛起与意识觉醒》. 2016.11

4.新京报.《音乐不分贵贱，但分经典与糟粕》.2020.4

5.人民日报.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2020.4

供稿：邱浩钧 蔡峻

审核：蔡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