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息凤现为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医疗保障大数据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为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癌症预防Betty B Marcus 冠名主席、转化医学和公众健康基因组学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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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要依靠专业，依靠科学

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疫情的防控首先要依靠专家、依靠科学，决策过程要依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当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会各界都应该做到“重视而不恐慌”。对于突发性传染性疾病而言，要依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迅速组织多学科联合的专家团队，纳入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微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进行微生物学研究等工作，对疫情展开研判，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对民众提供防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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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控要依托科技，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深度影响着公共卫生领域的防控策略。可以说，大数据让公卫迈进了新的时代。面对疫情，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既费时又费力，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既能增加时效性、减少人力成本，又可以通过大数据聚类分析研判疫情传播特点，构建精准预判模型判断疫情发展趋势，从而科学评估防疫措施，并且为有关地区政府复工复学等疫情关键问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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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增量需要公卫

在疫情防治中，临床是处理存量，公卫是控制增量。疫情背景下，临床医学负责治疗确诊患者，公共卫生则是围绕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传染病防控策略，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同时肩负着指导大众进行自身防护的责任，助力疫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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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需要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

公共卫生是一门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艺术和科学。与临床医学面向患者，通过临床医疗来治疗疾病不同，公共卫生面向整个群体，即针对健康人群、高风险人群和患病人群三类群体进行三级预防：第一级预防是预防健康人群发病，给予健康生活建议；第二级预防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高风险人群，将疾病控制在早期；第三级预防是对症和康复治疗患病人群。通过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紧密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的高效协同，才能有效保护人群整体的健康并进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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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体制机制亟需完善

疫情早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在体制机制存在的许多问题，如疫情初期未能及时向公众发布疫情情况，相关应急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部分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科、教、医、控联动机制缺乏等等。建议：

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的体制机制。如，赋予疾控中心专业话语权和一定的决策权利，以便提高信息和决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二要改革新型传染病疫情报告体系：实现新型传染病的实时、自动、量化上报的同时，建立预测、预警、应急响应机制，避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现与应对的滞后。

三要加强公共卫生学科建设顶层设计，改革优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真正懂公卫、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疫情出现能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公卫人才，同时保障公卫人才的待遇。

四要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立健全制度，对战略物资的储备、调动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建立应急生产体系，将相关的企业纳入到应急体系中管理，以便当出现疫情时，能有效调动各企业，保障防疫物资的储备和产出；疾控中心、高校、医保局、医院、药监局、交通部门等相关单位要相互协助，建立高效的跨部门协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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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人才应具备四种素质

一是扎实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不仅包括传统公共卫生学科知识，还包括全科医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卫生管理、数据科学等。本次疫情研判过程中，大数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趋势下，提升公共卫生人才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尤为重要。

二是过硬的实践能力。公共卫生实践涉及临床基本技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能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卫生、营养和环境调查处理等多方面能力。尤其需要加强的是传染病防控相关的消杀灭、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疫情人群传播的分类甄别与快速处置等能力。

三是卓越的创新思维。在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负担下，我国的诊疗模式已经开始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但目前公共卫生技术创新和基层服务能力尚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这种转变。公共卫生人才必须善于创新、敢于创新，改革现有公共卫生模式，以适应健康中国建设需要。

四是良好的人文素养。公共卫生事业是保障人民健康的根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本低、效果好，但是回报周期较长，这就要求公共卫生人才养成人文自觉、塑造人文精神、建立人文价值、体现人文关怀，不忘初心，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公共卫生事业，持续为大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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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亟需加强

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不足、新发传染病控制实践教学不够、医学人文教育欠缺等方面的问题。建议：

一是加大对公共卫生学科的投入和建设。布局国家试点重点公共卫生学院，鼓励高校筹建公共卫生学院及开设相关课程。

二是建立公共卫生专业博士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人才毕业后的教育培养机制，以适应公共卫生高度实践性的要求。

三是建立公共卫生相关知识定期轮训制度。对临床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从业者及相关管理人员，制定并贯彻落实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疾病防控等方面知识的定期轮训制度。

四是提升公共卫生人才实践能力。在本科教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增设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相关实践教学课程，突出实用技能培训，加强针对新发传染病控制的社会实践教学，增加公共政策和管理、应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

五是加强公共卫生与全科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建议由公共卫生学院培养全科医生，同时给予他们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权利。建立“4+3”全科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前4年学习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后3年进行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此外，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也进行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使这部分学生既可从事预防工作又具备临床资质，满足社会的健康需求。

六是健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层次体系。既要培养可以在基层卫生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日常工作的技术性人才，在疫情发生时能冲到一线去，也应该培养层次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术型+研究型人才，在疫情发生时能及时研判帮助决策。

七是加强高校公卫学院与疾控系统的联动。疾控系统是执行公共卫生服务最主要的载体，是公卫人才的重要出口，更是直面疫情的重要战场。为了形成“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共赢局面，高校公卫学院应加强与疾控系统的合作与联动，疾控系统人员参与高校的研究和教学，高校的师生参与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分析，从而进一步提升数据价值和师生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疾控系统的科研能力和服务水平。

综合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教育报、浙江大学等内容，感谢吴息凤教授的审核。

供稿：崔琳琳、李飞孟

审核：接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