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指示精神，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正式提出。

提到“国家公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大洋彼岸诸如“黄石国家公园”等名胜，并自然地认为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存美国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奇观异景，并以此为依托发展美国的第三产业。

的确，国家公园制度为美国首创，确实起到了保护原始生态、刺激旅游业的作用。但回溯国家公园制度的诞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该制度在其诞生之初，就承载了另一项重要的使命：塑造新大陆的身份认同。荒野里的进取精神是美国建国初期人民的广泛认同，不受拘束的土地象征着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也是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核心。

荒野观念的转变

当第一批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之时，除了移植欧洲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还携带了一大堆关于荒野的成见。这些旧世界的文化遗产不仅决定了最初的反应，而且在美国文化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以当时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文明视角来看，新大陆是一片“未开化的处女地”，是文明的沙漠。

对于初到北美大陆的那些白人移民来说，荒野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难以抵御的威胁，荒野作为文明的对立面，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被征服的对象。于是，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立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旧大陆移民的使命便是对荒野进行征服与开发，使之变为象征着文明的农田、果园、工厂和城市。“拓荒精神”也是美国早期文化中的重要构成因素。

“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文明的迈进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人对于荒野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与欧洲相比，新大陆单薄的历史文化和微不足道的文学艺术成就明显是短板。唯一能让北美人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只能是广袤的土地和蕴含着无数可能性的荒野自然。浪漫主义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尊重，不仅解构了传统观念中荒野作为“恶的象征”的形象，而且还赋予其美学和精神上的重要价值，使其成为文学、艺术、思想的源泉。在美国文学史中，19、20世纪的“荒野文学”具有重要地位，这也反应了美国人对于“荒野”认知的转变。壮美的荒野景观逐渐被塑造成美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19世纪中叶，梭罗来到渺无人烟的瓦尔登湖判独居两年，他亲近自然、讴歌自然，写成了叩问本心的《瓦尔登湖》。20世纪初的杰克·伦敦更是“荒野文学”的代表人物，《野性的呼唤》、《白牙》、《热爱生命》等作品无一不以严酷的荒野为背景，阐述对生命、生存的意义追求原始形态与精神自由。

这些文学作品折射出荒野在美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也构成了美国国家精神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这就为后来国家公园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精神理据。

国家公园的滥觞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民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也促使了“回归自然”需求的诞生，新兴国家更需要一种能够凝聚国家认同的共同价值，这些要素催生了国家公园制度的诞生。

1832年一位边疆风景画家在西部旅行中发现荒野正在遭受文明的侵蚀，他认为这些原始的荒野“值得保存和保护起来”，萌生了建立“包含原住民与野生动物，能够展现其原始自然之美的国家公园设想。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表述。

1872年，格兰特总统签署法案，将怀俄明州西北部超过200万英亩的地区辟为黄石国家公园，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大多数美国人只是惊叹于黄石的间歇泉、温泉、峡谷和野生动物等景色奇观。黄石公园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并未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亦未出台有效的管理政策，从而导致国家公园管理各行其是，管理模式颇为混乱。只有少数人敏锐地意识到，建立国家公园最重要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保留荒野。

荒野探险者约翰·谬尔便是这少数人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公园之父”。1890年，他的“优胜美地法案”在美国国会两院获得通过，优胜美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意识地用于保护荒野的保留区”。但当时的优胜美地公园归内华达州政府管辖。缪尔深知联邦政府在荒野保护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缪尔在陪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前往优胜美地的在途中表示国家公园的保存需要联邦政府的力量。终于在1906年，公园划归联邦政府管辖，优胜美地成为第二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后来，在缪尔等人的努力和影响下，美国国家公园名录不断增设，制度建设也逐步走向正规和成熟。

国家公园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对遗产保护起到了巨大作用。首先，在探索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精神、保护模式、制度安排等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次，国家公园成为了荒野的保留地与美国人欣赏风光的旅游目的地，同时也激发了美国的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再次，国家公园运动推动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立，为美国自然、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奠定了基础；最后，这一模式对世界国家公园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事实表明，诸如黄石、优胜美地、冰川、落基山等美国早期国家公园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美国社会精英眼中，国家公园所保存的荒野景观是能够媲美甚至超越欧洲古老文化、彰显美国独特性的国家骄傲。进入新世纪，美国国务院充分肯定了国家公园对于美国精神和文化的积极作用。“除了保存地质、生物多样性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外，国家公园对美国人来说还具有深刻的精神和文化意义……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在国家公园中保存的广阔风景和不受拘束的土地象征着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这是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核心”。

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精神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旨在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格局。而去年发布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似乎更注重借鉴优秀经验，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自信添砖加瓦，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不论是长城、大运河，还是长征，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又积淀了丰富的故事。长城抗战的壮烈辉煌、大运河畔的万种风情、长征路上的坚韧不拔，在岁月的冲刷下，已经变成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成为我们民族坚定自信、文化延续、血脉传承，在奋斗中不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

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除了物质形态的保护利用，还应表现为震撼人心的精神形态。以长城为例，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指出，“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毛泽东同志的《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的名句，更是赋予了长城文化崭新的内涵。大运河、长征也是如此。正所谓“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妙谛”，文化需要悦目，更应悦心。国家级的文化公园建设，应该高度关注并发掘长城、大运河和长征的精神内涵，努力呈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文化特色。

因此，我们除了站在文遗保护和文化传承角度认识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创新制度外，还应站在“国家精神构建”的高度去理解、阐发其内在能量。这既是美国国家公园创立发展的历史启示，更契合了当下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

【参考文献】

高科：《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国家公园运动兴起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10月

高科：《荒野观念的转变与美国国家公园的起源》，《美国研究》，2019年6月

叶海涛：《论国家公园的荒野精神理据》，《江海学刊》，2017年11月

曾颖孜：《美国荒野保护对我国生态用地规划管理的启示》 ，《活力城乡，美好人居——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9年11月

胡一峰：《充分发掘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中国艺术报》，2019年12月9日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新华社，2019年12月5日。

供稿：王 俊

审核：施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