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手法 ●

2008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在开展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基础上，把“民主民生”战略确定为杭州城市发展“六大战略”之一，建立以“四问四权”为基础的“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将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统一起来，围绕民生扎实发展人民民主，不断丰富民主参与内涵，构建民主参与平台，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以民主的制度、程序、方法、手段和力量来解决民生难题，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办好事，为有效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保障。“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坚持党政界、行业界、知识界、媒体界、市民界“五界联动”，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坚持服从多数、关注少数，真正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让人民检验”。

十多年来，杭州的民生工程从“进景区”、“进大街”扩大到“进小巷”、“进小区”、“进家庭”，让“生活品质之城”的阳光洒到杭州的每一条背街小巷、每一个住宅小区、每一处庭院和楼栋、每一户家庭、每一位杭州人和“新杭州人”，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民生工程实施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杭州先后实施了西湖综合保护、西溪湿地综合保护、运河综合保护、市区河道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背街小巷改善、危旧房改善、庭院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工程，每一项重大工程和重大举措的实施，都离不开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的保障。

● 延伸阅读 ●

广东：“以人为本”的协商民主

从“羊城论坛”到《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 广东“民生民主” 逐步实现其规范化和制度化。从社会学的变迁理论来看，广东“民生民主”的实践倚赖于外力的推动、民众自发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引导和规范；自由、平等的参与，有效的对话与互动， 政府官员自觉推动协商结果的落实是广东“民生民主” 的运作机制。广东“民生民主”的发展，不仅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尤其是民生民主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模板，也为我国化解各种社会危机问题提供了一个样板机制。

广东各级政府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生民主”的工作机制或工作目标，但是“民生民主”的机制却在20年前已经悄然出现。受香港《城市论坛》的影响， 1992 年5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和广州电视台举办了第1 期《羊城论坛》，它是中国内地最早举行的政论性电视论坛。它以“国事、家事、公众事，你谈我谈大家谈”为宗旨，实行发言人身份平等制度，无论是特邀嘉宾、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市民都要举手发言。2003 年，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建议， 论坛举办地点从市人大常委会的室内大厅移至市政府对面的人民公园， 市民可以免费自由进入。从2008 年开始， 《羊城论坛》向社会征集论坛选题并实行预告消息发布制度， 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建议论坛的选题并在参加论坛之前做好准备，从而保证了论坛的辩论质量。论坛所产生的意见与建议会由论坛举办中心整理成《民意参考》， 并转交给城市的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

在全民参政议政的氛围的推动下， 在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 几乎所有公共事件都能听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声音， 看到他们参与的身影。广东的政治文明在各种有关民生的协商形式中越走越快。2009 年9 月初， 广州市委率先在全国出台新规程《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 明确重大政策须先经政治协商。这份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督导、十易其稿的政协新政， 被专家称为“可望为全局性的政治文明变革”。随后，《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也相继出台。这份事关整个广东民主政治建设的规程， 明确提出“事关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是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这标志着广东的“民生民主” 实践步入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层面。

广东省“民生民主”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政府从来没有因为政绩工程而使市民“被”参与到协商的过程中。无论是各种政府举办的论坛形式的协商民主会还是市民自发地发起的探讨，市民都是处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或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而参与其中的，政府从来没有费尽思量地设计各种制度来发动群众参与其中。对话与互动是协商民主必备的程序。广东各级政府官员虚怀若谷地与市民对话，是广东“民生民主” 的对话语互动机制能够较好运行的有力保证。从《羊城论坛》到政协会议，几乎每一场对话都是因民怨而起，但是每一场对话都在官员耐心的解释之下转向了理性的对话并最终促进新的理解、形成共识（或弱共识）。在这些对话中，相关领域的责任官员郑重其事地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表示尽可能地把相关问题解决到某个程度。由于广东的“民生民主” 主要不是基于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 在落实机制上似乎相对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广东不少地方政府的坦荡与魄力以及自我约束使得广东“民生民主” 的不少协商结果最终是有效的。

新加坡：执政党多措并举改善民生

上世纪60 年代立国之初，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住房紧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绝大部分国民没有养老保障，种族纷争和冲突不断。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治理，新加坡从一个贫困的小岛发展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和谐相处的花园城市国家。素有“政坛常青树”之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始终把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等民生事业，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近50年的执政实践中，改善民生的政策导向始终如一。让人民享受到看得见的利益和实惠，生活过得更美好，是人民行动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1.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民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就业乃民生之本。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人民行动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策略，就是大力推进工业化，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61年8月，人民行动党政府成立了经济发展局，其主要职能就是吸引外资，推进工业化。尤其是在拆废船和修船、五金工程、化学产品、电气设备与用具四个重要领域，集中力量进行开发。另外，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人民行动党政府还在减免税费、规划和修建基础设施、积极处理劳资关系等方面进行努力，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专门成立旅游促进局，以增加餐饮、导游、手工艺品、司机等行业的就业岗位。这种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发展理念，到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以后，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新加坡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2. 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不断改善人民居住条件

执政初期，人民行动党面临的是一个人民住房短缺、居住条件恶劣的状况。英国殖民当局统治时期，新加坡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解决住房问题。面对严重的屋荒，人民行动党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为建房、修缮旧房募集资金，领导开展建造洁净适用住房工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价住房。在此基础上，建屋发展局又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居民购房。与此政策相配合，建屋局向买房者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并在随后的1968年，人民行动党又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令，允许购房者动用积累的公积金储蓄交付20％的首期购房款额。同时，政府还实行严厉的惩罚措施。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有85％左右的民众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中，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到吴作栋和李显龙当政时期，人民行动党政府适时地将工作重点放到了开展老城改造、改善组屋质量和居住环境上，推行了“组屋翻新计划”，并持之以恒地开展城市绿化运动。对于低收入群体，李显龙政府提出要通过公积金住屋资助计划，帮助他们购买组屋；对于老年人，政府规定“让年长者有更多住屋选择”，并拟定在2015年前，所有组屋区的电梯翻新计划都要得到落实。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

接受教育也是现代社会民生的重要议题。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新加坡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落后。1960年2月，李光耀在阐述其施政方针时，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政府要“为占人口半数的青年人提供教育费用的来源”，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光耀把教育当作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国民通过教育和进一步的训练。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在李光耀执政期间，教育事业得以飞速发展。到吴作栋和李显龙执政时期，教育事业一如既往地受到重视。1993年2月，人民行动党政府修订了《新加坡教育法》，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培养每一个学生的健康的道德价值观，使学生具备雄厚的基本技能基础以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的需求。”同时，为了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吴作栋于1990年12月在全国公民咨询委员会祝贺晚宴致词中，还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储蓄计划”。

4. 采取多项措施，改善人民的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状况

对于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事业，人民行动党政府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完善中央公积金制度。目前，公积金账户发展为三个：一是普通账户，存入比例为员工薪金的30％，用于购房、投资、教育等支出；二是保健储蓄账户，存入比例为薪金的6％-8％，主要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与重病医疗费用；三是特别账户，存入比例为薪金的4％，只用于养老金或遇特殊情况下的支付，平时不可随便支付。经过40多年的完善，中央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人普遍受益。其次是建立以Medishield(重病保险)、Medifund、IDAPE(老年伤残援助计划)、PCPS(初级护理伙伴)等为补充的医疗保障体系网，将尽可能多的人群纳入到医疗保障体系中。最后是通过各种福利和慈善机构来提高社会救助和福利水平。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化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百姓生活，同时也巩固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1.《城市决策论》，王国平，杭州出版社，2019；

2.《“以人为本”的协商民主：当代广东民生民主实践》，林伟，《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改善民生的实践及启示》，王冠中，《东南亚研究》(广州)2008年4期

编辑：王莉萍

审核：蔡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