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量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全国性防疫之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传播性问题。对于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来说，面临着两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一是大约500万外人口离开武汉，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务工就业人口；二是正值春节期间，处于返乡度假和节后回城的高峰。

截至2019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4亿，其中城镇户籍人口仅为6亿，被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农村人口为2.8亿其中跨乡镇流动就业的人为1.7亿。此外，还有所谓管理人口中的旅游、探亲、差旅等原因的各类流动性人口，再加上8000万城镇间流动就业人口，这样算起来全国的流动性人口可能超过3亿。真正带来流动性压力的并不是户籍人口，而是所有的外来人口。

对武汉来说，虽然这次春节期间外出的流动性人口大约500万，但是对湖北省来说，流动性人口会高于500万。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的流动性导致疫情从武汉扩大到全国。

人口的流动并不可怕，病毒的流动才是问题

从控制疫情在全国扩散的角度来看，1月23日武汉的人口流动管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人口流动管制措施，使城市运行慢了下来，这能够放缓传染病的扩散速度，并争取控制疫情的时间。

对人口流动性的管控，的确在短期内可以减少人口的流动性来帮助疫情防控。但是，为了社会的活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长期停止人口流动。这对经济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这是不可承受的。

当前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量服务型中小企业遭遇严重危机。无论是城市服务业，还是刚刚处于上升期的旅游业，或者是所有的相关产业，都正经历着可能长达近1个月的关门期，相应的资金和成本的压力都是它们难以承受的。此外，各级政府为疫情防控付出的财政成本，包括人力、物资等各项资源的支出，也会是一个巨量数字。还有，疫情延长很可能会对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产生影响，也是可能要面临的重要风险。

实际上，通过人为减低人口的流动性来“闷死”病毒，是一种通过逃避病毒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种策略在短期内避免了疫情的扩散。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要找到防治疫情的根本办法，找到与病毒共处的办法，找到治疗病毒的办法，而这个办法要能在高流动性和高人口密度的社会中运行良好。靠长期停止流动性来“躲病毒”，并不符合现代社会运行的逻辑。

逐步恢复人口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目前的疫情状况下，如何逐步恢复人口流动性，逐步复工和恢复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需要做出权衡。其中，关键问题在于掌握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和信息，这才能有利于决策者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春运的后半程——复工过程中，人口迁移和通勤会导致人口的流动性增加，这会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复工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需要更紧密监控和及时处置。但是，复工对传染病扩散的风险，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大，不必过分担忧。

就复工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来说，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健康的。在人口学中，有一个说法是“健康悖论”，就是说迁移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是高于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的，当然经过几年后他们的这种健康优势会逐渐下降。但是，流动的人本身是更健康的，因为他们健康所以才发生迁移流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其风险。

但是，当然也需要做好与复工相配套的防疫措施，来支持复工所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防疫监测更细致一些，如果有疫情也能避免扩大化。人口的流动并不可怕，病毒的流动才是问题。不要对人口流动污名化，甚至在交通道路上盲目阻碍人口流动。

从精细化治理到防疫精细化

事实上，疫情防控和疫情防治是两个问题。对于疫情防治来说，需要落实上面的若干对策；对于疫情防控来说，治标的办法也是需要的。疫情防控在当前来说，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一个紧急应对的问题，因此自然做得比较简单。当然，可以使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将疫情的防控做得更加精细化。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需要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管理体系。

实现疫情防治的根本对策，仍然是要寻找和确定传染源，以及彻底消灭传染源。此外，加快检测试剂的研发和使用很重要。而且，该检测手段应为低成本的、快速的，这样才能够从对人口流动性的管控转变为对病毒流动性的管控。

还有，要加快疫苗研制，这才能够在根本上实现对疾病的防治，并能够将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病毒转变成为已知的、可管控的病毒，将疫情防控转变为常规性的疾病管理。

总之，现代社会本身就是高风险社会，不要以为我们能长期躲避风险或闷死风险，就忘记了需要手段来应对风险。增强应对人口流动所带来风险的能力，仍然需要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现代化。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供稿：张益诚

审核：蔡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