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疫情防控的部署决策中，“大数据”成为常用词汇。疫情实时动态的每日更新，新医院建设动态的视频直播，社交通讯应用中的城市服务等等。我们在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之时分明感受到，手机作为直达个体的大数据终端之一，如同口罩一样终日不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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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直面我们的困境

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爆炸式增长，重新定义了城市应急多元主体角色，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危机治理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突出，也使得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数据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元和复杂。信息传递不再受传统决策权力核心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再依赖“金字塔式”的层层汇集、逐级收敛的方式和严格的流程，而是同时具有自下而上、多点分散的传播路径。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密集和高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不断涌现的基础设施与动态变化的城市环境间的交互作用或关系，对传统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契机。如何构建从“事件中心论”向“风险中心论”、从“侧重应急管理”向“侧重风险治理”、从“反馈响应为主”向“前馈干预为主”、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模式，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因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数据成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利器，对其理解和应用的水平成为现时代维护城市公共安全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新形势下，要把精细化、智能化、科学化等理念贯穿于城市应急管理事前、事发、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城市应急管理与大数据技术高度融合；将大数据最新成果运用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治理中，使得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预防准备、预测预警、决策响应和救援恢复等都有数据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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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思维模式的转变

“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即以相关关系为轴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评估、归纳，和挖掘，探究事物内部各要素和各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感知事物现状，预测事物发展趋势，总结事物发展规律。在此科学预判基础上，制定防控措施和治理对策，这样可大大减少市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经济损失。

决策，如果仅仅采用定性分析、主观推断和原则性表达等粗放的方式，不仅会使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容易造成资源浪费，重要的是决策易受外界干扰，治理效能大打折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结果，如果能利用现代科技的信息来辅助决策，人类理性的范围将会扩大，决策的质量就能提高。”

2011年５月初，一场由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和溶血性尿毒综合征（HUS）引发的疫情席卷德国汉堡州等众多城市，并迅速蔓延至欧洲、北美等16个国家，导致全球4000余人感染，50人死亡。在本次疫情应对中，德国各级政府早期的表现饱受外界诟病，出现了预警不力、疫情信息发布不统一、卫生部门内部信息沟通不畅等状况。

同时，寻找病菌源头困难重重。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感染大肠杆菌的患者后要经过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才会腹泻，相关进食记忆随着时间消退，容易出现记忆盲区；二是病菌源头确认过程十分繁复，需要多家机构共同对患者接触到的水、食物和受到污染的器物联合调查，以及后续的实验室检验、菌株分离和致病细菌匹配；三是大肠杆菌受周围环境影响大，非常脆弱，不易存活，取证过程不易。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洲疯牛病危机后，欧盟加大了食品风险评估机制、快速预警机制和食品追溯机制的建设，逐步建立起一套极其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德国也由此建立了本国的食品追踪机制，并完成了以识别系统和代码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数据库，可以详细记载食品从原料进货到生产、流通和消费整个链条的移动轨迹，从而成为世界上食品控制和安全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先进的食品溯源制度而累积起来的大数据，在本次疫情的病菌源头确认过程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研究机构过对法兰克福一家公司两家餐厅23名雇员病例的食品清单、前来就餐者的食谱和生蔬菜病例对照研究，以及后来全国性的溯源调查，结果发现该国41起聚集病例都与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芽苗菜生产企业相关联，并最终追溯锁定为该公司由埃及进口的葫芦巴豆种子。

因而，大数据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容量之大”，更大的意义在于其蕴含的大数据思维与大数据技术，给治国理政带来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与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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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的重塑

除了政府依然是重要的数据源外，移动互联网、各类手机APP客户端、微博和微信使得每一个市民都成为可观的信息数据库，互联网、信息行业组织、企业不仅拥有大数据，还拥有大数据处理技术，建构以政府为主导、个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复合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得以可能。

在一个“人人时代”的自媒体社会，人人皆可能将个人问题演变成公众议题。信息和互联网企业更是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协同政府参与公共安全事件处置。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谷歌公司2009 年通过对甲型H1N1 流感的准确预测，参与城市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治理。

表面上看，人类行为带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实际上，人类行为是有规律并可预测的，只不过用传统技术手段难以成功，大数据技术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95% 的人可以被识别”。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之一就是关联性分析，通过对各类数据进行安全风险关联性比对分析，评估和预测其安全风险点。

大数据记录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是民意舆情的反映，快速处理这些数据，为源头风险治理及时提供决策依据，能早期控制、防范风险，降低安全事件发生概率; 动态管理方面，大数据具有即时、实时性质。通过即时信息对决策进行实时评估、印证、修改，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对策，保证决策的质量与效果。

以数据处理方式根本性变革为代表的大数据技术，其突出的优势就是快速智能。它能以人工为主的传统技术条件难以想象的速度，从大量实时的、碎片化的数据中，快速分析、研判其间的关联关系，由此形成对决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由数据到情报的快速转换。

现代城市治理可以按大数据流向建构有关治理组织和机构，配置相应资源力量及团队人员，保证大数据技术顺畅实施，正如国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所指出的：“大数据应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为政府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

【参考文献】

1.孙粤文.大数据: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新策略[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02):79-83.

2. 周芳检. 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研究[D].湘潭大学,2018.

3.［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供稿、审核：蔡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