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明特效药和疫苗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制性隔离。”这是2003年5月18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沈冰采访时给出的抗击“非典”的“杭州手法”。
时间回到2003年4月19日。当天傍晚，时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接到杭州市一医院有3位疑似“非典”病人的报告。经过会诊，22点左右确诊3人为“非典”病人。20日凌晨，杭州市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具有重要意义的10分钟讨论，杭州决定对“非典”病人所有可能接触过的小区马上进行隔离，成为全国最早实行“隔离”措施的城市。其中一位“非典”病人所住的“在水一方”公寓成为内地第一个大范围隔离区。从此，社区成为疫情防控中的前沿关口和重要堡垒。杭州乃至全省没有出现“非典”二代传染病人，隔离措施有效阻断了“非典”的传播。当时，每天进入浙江的流动人口达到8万人左右，其中来自疫情较严重地区的有近8000人，如果没有当机立断的“隔离”举措，后果不堪设想。
非常时期，是考验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试金石”。杭州设立了166个“非典”隔离区，涉及数百家庭，几千居民。刚开始有一些被隔离的居民不太理解，知道自己出不去，就想考验一下社区的服务队伍究竟有没有耐性。于是，他们就把本来可以一次采购的东西，让社区干部分几次采购。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个被隔离的居民晚上10点以后打电话给社区干部，说他想吃糖醋排骨，让社区干部帮他买。我们的工作人员兢兢业业，千方百计满足了隔离区居民的各种愿望和要求。
杭州“非典”期间·隔离不隔心
今天，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当下，社区依然是前沿关口和重要堡垒。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市民的“娘家”，是党委、政府工作的基础，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2020年1月24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要求社区要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体系，建设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责任到人、联系到户，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到切实落实、不留死角。网格化、地毯式、精细化成为社区防控疫情的基本原则。社区成为战“疫”一线。继“非典”之后，严格的“隔离”措施又有可能成为“新冠”疫情防控的转折点。
笔者近期曾做过社区抗疫志愿者，根据近期观察和日常研究，有效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前沿关口和重要堡垒作用，亟待破解“六大问题”。
● 一是社区人手问题
“缺人”是社区普遍面临的基础难题。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未同步做好力量下沉。非常时期，这一短板暴露得更加明显。特别是老城区没有物业公司的居民小区，做到全员摸排、包干到人、跟踪到底，更显得人手局促。这种情况下，除了各级党政部门下派支援力量外，社区需要发动和培育一支“自有”的长期服务力量，最基本的队伍就是社区居民以及与社区关系密切社会组织。非常时期，广州一些社区发起“我为自家守大门”行动，每户居民派一名人员参加社区防控值守工作，效果明显。长远来看，社区一方面要强化专业服务力量，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落实好“三个留人”，确保这支队伍吃“皇粮”不吃“杂粮”；另一方面，要培育一支“自有”的志愿者队伍，使其成为专业队伍的有力补充。
杭州城研中心工作人员服务社区“新冠”防控
● 二是社区减负问题
社区“事务多”“牌子多”“考核多”等“社三多”问题是长期影响社区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抗疫非常时期，不少地方仍存在“形式主义”问题，让社区工作人员“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直接影响社区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一线抗疫工作。当下，应立即叫停一切“形式主义”的反复检查、反复填表、反复报送等无效能工作。各级党政部门下派的志愿者队伍，要严格明确服务清单，自备基础物资，“封闭”完成工作，不给社区增添负担。长远来看，社区减负要从源头做起：一是坚持“人随事转、费随事转、权随事转”，把社区承担的行政性事务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清理职能部门挂牌，职能部门、街道（乡镇）所有下派社区的工作均实行前置审核；二是砍去各职能部门多头无序考核，由街道（乡镇）进行综合考核，将居民满意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 三是社区资源问题
2月9日，北京发布的一份“疫情期间公众心态与需求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防控物资短缺成公众反映最多的问题（占67%）。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但并不具备一线必须的物资，甚至缺乏必要的口罩、消毒液。大多社区因得不到配给，只能采取自筹方式。当务之急，在确保定点医院抗疫物资供应的基础上，应根据社区基础条件和服务人数，合理配给必要防控物资，以牢牢守住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正常时期，社区要建立必要物资储备机制，以备不时之需。探索通过财政支持、社会赞助、有偿服务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同时，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要求，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探索建立基层政府面向城乡社区的治理资源统筹机制，推动人财物和责权利对称下沉到城乡社区，增强城乡社区统筹使用人财物等资源的自主权。
● 四是社区体制问题
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三驾马车”和谐合力问题，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难点。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社区因“三驾马车”协同不足，影响了防控效能。非常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增强网格力量，以此推动“三驾马车”同向协力，形成党委领导、党员带头、网格包干、物业服务、业委促和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长远来看，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进一步缩小治理单元，推进社区治理向网格治理、小区治理、楼门院治理深化。在此过程中，社区治理“三驾马车”协同要探索网格事务准入、培育“业联体”、发展第三方物业服务、业委会引导资金等新机制。
● 五是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疫情防控要做到群防群治，需要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但防控过程中，特别是小区封闭管理期间，居民消极参与、隐瞒信息、拒不配合、干扰防控等现象时有发生。疫情当前，一方面要严格规劝和执法力度，约束居民个人行为；另一方面要将居民参与、配合疫情防控与社会信用、文明积分等评价体系相结合，加强引导和激励。社区“管理”与“治理”的“一字之差”，关键就是要彰显“治理靠人民”的理念。今后的社区治理过程中，要探索居民利益社区化、信息采集上报“以奖代补”、熟人社区营造等机制，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六是数字治理问题
社区数字治理体系和能力问题是“新冠”疫情防控暴露的社区主要“短板”之一。不少社区防控工作还缺少数字治理理念和能力，在数字化的今天使用的仍是“人海战术”——手写表格增加了工作负担和交叉传染风险，个人行踪登记口头问答信息不够精准，“硬隔离”引发居民抵制，等等。当下，社区要实现精准防控，需要在数字治理意识、数字治理体系、数字治理能力方面加快补齐短板，特别是通过“大数据+网格化+个人健康码”，实现精准防控、精准跟踪、精准服务。未来，数字治理将成为破解社区人手不足、提高治理和服务效能的关键举措。要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加强社区数据的采集、挖掘、利用、增值，打通社区数据与部门数据，实现统一标准、即时共享、精准联动，让数字社区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支撑。
【参考文献】
《“游侠书记”畅谈抗击“非典”——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讲话》，王国平：《城市怎么办》（卷三），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