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一道，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战略指引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域发生了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美丽中国走向新的未来。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有着优良而悠久的传统。无论是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还是《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都揭示并提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人与自然朝夕与共、相互依存，山川草木、天时地理，无一不是人类需要面对的自然客体。

唐 孙位 竹林七贤图（局部）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起步并不断加速，在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基调下，生态文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暂时搁置。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相同，只有在经济建设、物质文明积累到一定阶段时，或许正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管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内在要求出发，生态文明才提高到应予的重视程度。只是，在21世纪的今天，当人类创造的科技狂飙突进、无远弗届，不仅不再受制于风雷雨电，而且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前现代那种模式和状态吗？作为生命个体，人如何调适与自然的关系？

1854年，梭罗写作《瓦尔登湖》，其中有些话说道：“每个人都是自己王国的国王”；“天空既在我们的头上，又在我们的脚下”；“人生如果达到了某种境界，自然会认为无论何处都可以安身”。这反映，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王国，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应有一个自然的存在。现代世界不能只有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构成，还要有一种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自然王国，用以平衡和矫正。自然的构成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栖居之所，是人、物分离得以重新弥合的关键所在。显然，中国华夏文明孕育出的丰厚山水文化，其对于现代世界人、物分离的弥合，对于人、物、自然相互关系的调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明上河图 山水（局部）

在我国封建制解体、皇权专制系统出现后，中国的士人逐步构建出一个自我的世界。这个世界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构建了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然王国。它造就出士大夫内在强大的独立的精神系统，它能在与世俗世界产生冲突时取得平衡，不为权力、政权的更替或人生出处的得失而左右或中断，成为文明存续的关键。

这一强大的独立的精神系统的重要载体，便是山水田园。华夏文化对山水的审美，可从庄子、《楚辞》溯源，中经东晋至南朝的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至唐宋已臻成熟。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便是这一文化审美系统的极致代表。

富春山居图 山水（局部）

杭州西湖在历史上成为审美对象，成为“超级文化IP”，正是始于唐宋这一时期。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主持疏浚西湖，使西湖满足了杭州城百姓生活生产用水的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白居易开启了对西湖的审美，多方传扬西湖的美名，使之成为士大夫心目中的一处山水理想胜地。苏轼来到西湖后，在前人对西湖山水审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之成为士大夫山水理想的人格化身。所以，西湖的山水很美，但更美的是西湖的山水文化，是那一方山水被无数传统文化精英对人生理想、抱负追求、旷达雅意、失意消解等无数的情怀和情感寄托。杭州与西湖城湖相依的格局，使得出入其中的人，在入城与出城之间，完成入世与出世、权力系统与自我系统之间的自由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水不再仅仅是客体，而是主体的一部分。

富春江山水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深刻的扭转，由于科技的进步，人对自然的依存大为减轻。例如，传统的时间观与自然紧密相连，但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命被7乘以24小时条分屡析，现代人不可避免地面临异化问题。在处理人与物、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时，人一生的精神世界如何协调，将是永恒的难题。如果你心里有个笃定的东西，面对问题就会更坦然一些。

中国山水文化或山水美学，就是可以让你感到笃定的东西。当你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赶路时，也许在某个短暂停留中想到城外的一方山水，想到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或是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黄公望的画，湖边的三两行人，天地将在一瞬间变得明朗圆融，城市的万家灯火都无妨是人生路上的盏盏明灯。

西湖山水

供稿：刘达开

审核：王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