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云开瑞日明，雕甍遥接九重城。

觚连丹凤红云绕，关度青牛紫气迎。

新第千门俱改观，旧溪二纪漫关情。

今宵且向桥头宿，又听咚咚打六更。

宋·岳珂《望北关门》

记得武林门外路，

雨余芳草蒙茸。

杏花深巷酒旗风。

紫骝嘶过处，

随意数残红。

有约玉人同载酒，

夕阳归路西东。

舞衫歌扇绣帘栊。

昔游成一梦，

试问卖花翁。

明·聂大年《临江仙·半道春红》

在岳珂这位名将岳飞之孙的眼中，大运河除了绮丽之外，又多了一份堪比塞外的雄俊。而在明代文人聂大年的眼中，大运河有着江南特有的秀美之气，芳草、酒旗、残阳、舞裙、歌扇组成一幅典型的烟雨江南的画面。在文人骚客的笔下，运河或秀、或俊、或巧、或奇，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和泼墨的对象。但是，这样的赞誉却并没有道尽大运河之于我们这个国家、之于中华民族的深层意蕴。

在穿越千年的时间里，绵延千里的大运河在促进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科技进步等方面贡献良多。“京杭大运河完全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它们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两大工程。在中华大地上，如果说古长城是阳刚的一撇，那么古运河就是阴柔的一捺，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字——‘人’。”长城是凝固的历史，运河则是流动的文化。一刚，一柔，这两大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横亘在中华大地上，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却有着不同的隐喻。长城是对“外”的，是军事工程，是农耕文明抵御游牧文明的防线；而运河则是对“内”的，是民生工程，是中华大地南北沟通之黄金要道。

千百年过去了，塞外的风沙吹淡了长城的雄姿，残破的砖墙昭示着长城早已失去其最初的军事意义，成了人们走马观花的地方。但大运河则不同，直至今日，往来轮船的汽笛声明示着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系着国计民生之大局。“运河的伟大功绩在于沟通南北经济文化，平衡政治经济的影响，使国家更团结、更巩固。它还有不同于长城的一面，它虽已分隔成几段，但各段仍然活跃，仍是可利用的。”从时效性而言，大运河显然更具生命力。

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大运河的最南五万米滋养着这座灵秀之城，维系着城市的兴衰，成为这座城市的“母亲河”“生命河”。大运河的贯通让杭州成为了水运枢纽城市。从这里出发，借助南北大运河，可直达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并溯长江而上直至川陕；凭借浙东运河，则可与海运相接，远至福建、两广地区；通过钱塘江，可通达安徽、江西转至两湖地区。

优越的交通区位也将杭州带人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隋唐时期，杭州成为了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大城市，“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其时，武林门一带是货物集散之地，运河两岸商铺林立，河上商船云集。宋元时期，杭州城市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在杭州作为南宋国都的时间里，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趋向巅峰。《梦粱录》记载：“杭州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明清以降，杭州仍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运河边的珠儿潭、米市巷一带成为杭嘉湖地区的米粮贸易中心。由于运河两岸商铺众多，商贾云集，故杭州城北一带有“十里银湖墅”之称。

世事沧桑，现代化的浪潮催生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为“交通河”的杭州运河在“新”与“旧”的激烈碰撞中也有一种被边缘化的趋势。特别是以铁路为代表的陆路交通体系的完善带给运河航运巨大的竞争压力。昔日运河两岸的繁华图景逐渐淡去，众多人文景观也逐渐被埋没。与此同时，污水的无节制排放、河道的无限制侵占等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也使得运河的生态功能急剧退化，杭州运河成为“市区污染最严重、水质最差的河道之一”。挽救这条杭州的“母亲河”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工程”列人新世纪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整个工程围绕还河于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按照截污、清淤、驳堪)、绿化、配水、保护、造景、管理的要求，通过实施水体治理、路网建设、景观整治、文化旅游、民居建设“五大工程”，全面提升运河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休闲功能、商贸功能和居住功能，力争将运河（杭州段）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点、运河特色的景观河、文化河、生态河，成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杭州“塞纳河”。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随着杭州运河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其的研究和相关文献的整理也日益深人。孙忠焕主编的五卷本《杭州运河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总计有250余万字，摘录的内容既有《唐栖志》这样的地方志，也有《湖墅杂诗》这样的诗歌集。该书揭示了运河对杭州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影响，也是一套颇具参考价值的资料集。陈述主编的《杭州运河丛书》(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套全方位展示杭州运河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丛书，包括了《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运河风俗》《杭州运河桥船码头》《杭州运河遗韵》《杭州运河古诗词选评》等著作，从不同角度解读杭州运河。孙忠焕主编的《杭州运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版）是一本以杭州运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专著。该书以时间为线索，对杭州运河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对杭州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风貌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开凿运河就是为了便利交通。而交通对人类的影响至关重要，是人类文明重要的标志之一。“国之于交通，犹鱼之于水也。民之需要，当与衣食住并而为四。”事实上，正是由于交通方式的进步，我们的地球才可以称之为一个整体。15世纪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推动这一发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现了能够远渡重洋的船只。交通方式的变迁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每一种新的交通工具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麦志伦（麦哲伦）之环行世界一周也，须时二年十一月又半。今日之环行世界一周也，仅六十三日已足。……最短之时间，为三十三日，怠一月余耳。”交通的进步，显示了人类的进步。一部交通史，也正是一部简化了的人类史。

而交通功能正是古代运河开凿的最初目的和本质属性。对运河航运的研究也是对中国历史的研读。具体而言，对杭州运河航运的研究能够让我们从交通的角度去透视杭州从边荒小城跃升为“东南名郡”过程中的因应。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带着当代的意识、就面临的当代问题寻求历史学的解释，这是历史研究最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丫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对运河航运的研究，不仅是对杭州运河历史演变的简单梳理，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杭州运河历经漫长岁月洗礼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更深地领悟杭州运河在穿越千年的时间里带给杭州、带给中国、带给世界的点点滴滴。

本书以杭州运河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运河航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以及与航运关系密切的航道、船只、码头、仓库、堰坝、船闸等航运设施与工具，兼论航运业与杭州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安排：

第一章源远流长：运河航道的变迁。如果把大运河始凿的春秋末期视为杭州运河的发轫期，那么，在超过千年的时间里，运河航道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开凿、改道与疏浚。在杭州地区，运河航道也多有变化，在利用自然水系的基础上，新开与废弃的水道并存。由于大运河于国于民的影响至深至远，因此历朝历代的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杭州运河的疏浚与管理。疏浚运河水系、保障运河安全与加强运河管理的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章历经沧桑：运河的航运设施与工具。自古杭州境内水域发达，河道纵横交错，在河流交汇之处很早便形成堰坝等建筑。随着航运需求的发展，在这些地方逐渐形成港口码头以及许多相应的水利设施。而江浙一带水网密布，泛舟划船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因此，我们能够在杭州运河上看见“满江红”“无锡快”之类极具地方特色的船舶。堰坝船闸、码头仓库、大舟小舸，这些构成运河航运的实物，见证了千年运河的繁荣与衰落，了解它们也能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杭州运河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第三章水运时代：古代的运河航运。自从运河开凿以后，航行于运河之上的不仅有帝王贵冑的龙舟，也有寻常百姓的扁舟。帝国依靠运河实现漕运的顺畅，将江南的钱粮运送到京师重地；商人们则依靠运河网络实现商品的空间转移，活跃整个帝国的商品市场。在水运时代，杭州运河就一直是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这是运河航运业的黄金时代，也是运河在交通体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时代。

第四章水陆并举：近代的运河航运。在新陈代谢的历史大背景下，杭州运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轮船这一来自西方的新式交通工具开始航行在古老的运河上，轮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为沿途的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高效的水运服务。官方组织的漕运先是改为海运，尔后又彻底废止。对杭州运河而言，漕运的停废并非毁灭性的打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华东地区，人、财、物巨大的流通量填补了漕运停废之后留下的运输真空。当陆运交通与运河航运形成竞争时，各轮船公司积极开展与陆运机构之间的合作，水陆联运的开展使运河成为交通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章复兴之路：杭州运河的现代转向。新中国成立后，运河航运业继续发展，侃诸如航道等级偏低、码头设施落后等难以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随着公路和铁路运输的崛起，呼啸而过的火车与汽车逐步分割、蚕食原本属于运河的运输份额。运河的航运功能在逐步弱化，而景观与旅游功能在逐步加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别是在“申遗”的大背景下，作为“景观河”的杭州运河必然会朝着休闲、旅游、商务等迥异于传统的方向发展。

出版社:杭州出版社;第1版(2013年4月1日)

丛书名:杭州全书·运河河道丛书

作  者：丁贤勇、徐扬

总主编：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