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是人类活动的遗迹和实物遗存，是文明发展的见证，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文化方面。遗址公园具有遗址和公园的双重属性，遗址是历史文化的遗存，而公园是绿色生态的载体；遗址以文物保护为本，公园则以生态景观为基础。如何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提升公园的展示和生态功能也就成为遗址公园发展的关键。

再造遗址风景

图 杜罗河景观

“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考古遗址的保护以及遗址内遗存结构的展示方面的观念。在遗迹周围设立各种临时或永久性的防护性建筑，如今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保护和展示形式，因为会破坏遗址的完整性，妨碍了人们对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观察。此外，将考古公园完全规划为旅游和休闲区，仅仅展示留存下来的那些构筑物遗迹或者在新建的建筑物中展示特定类型的建筑物遗迹、石块、雕塑和其他物品，不能让人深入认识到遗址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以前的样子以及保存下来的结构的功能和意义。以融入周围环境的方式观察历史遗迹可以改变我们认识历史遗迹的方式，特别是位于现代居住区以外的历史遗迹。

杜罗博物馆是杜罗河分界区一处多核心结构建筑，分界区地处杜罗河沿岸，是国际闻名的葡萄酒产区。葡萄酒酿造带来的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元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塑造了杜罗河分界区独特的文化景观布局。其中的奥拓杜罗葡萄酒产区于2001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我就是风景”是杜罗博物馆年度教育方案的标题。强调年度的计划中教育团队的行动方针：

——承认、研究和创造人与文化景观的体验式关系。

——着重创建可供亲自实践的工作环境，保持其本真，并且特别为儿童、青少年、成年和老年参与者提供增长经验和学习知识的活动。

——该研究针对地域与文化景观、团体与场所等概念，建立了不同表达方式和话语之间的对话和冲突。景观和参与者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挑战，涉及的知识领域包括戏剧、舞蹈、录像、动画、写作与生物学、地理、人类学和文学、景观设计与电影学、工程与绘画、摄影与声音设计等。

——“我就是风景”方案的目标清晰明确，鼓励参与者思考本地区各处的教育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

博物馆的教育使命被定义为创造对不同类型文化景观进行多感官探索和实验（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场所，以使参与者增长知识、反思和质询自我及其与区域、世界的关系。教育方案参考了几种工作方法及定性过程，即项目工作方法以及其他活动，如实验研讨会、艺术家驻留计划和地区多模式研究。此教育方案因其以独特方式，促进了对杜罗地区文化景观及其中人类生活的研究和思考。

漫步遗址现场

从宏观角度上看，遗址公园是一个由地点、景观、自然、传统、遗产和记忆组成的时间和空间。遗址公园强调遗产背后的文脉与环境，让游客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遗产的价值与魅力。英国苏格兰斯塔芬遗址公园从自然历史的物质遗产保护的方面强调了生态环境和文脉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图 斯塔芬恐龙化石

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敞式的博物馆，因为没有围墙和屋顶游客感受不到建筑的束缚。整个游览路线被十三个景点和三个小型的信息服务中心穿起来，游客通过在自然环境中漫步，一步一步地探索每个景区的文化故事。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侏罗纪时期恐龙活动的痕迹，同时在景区散落的展厅内观众可以欣赏到已经发掘出来的恐龙化石与部分发掘工具的介绍。围绕着恐龙主题，该遗址公园更是开发了许多儿童趣味与挑战项目以吸引更多的家庭参与。其中最震撼人心的要数这里著名的恐龙脚印海滩。海岸上至今保留着侏罗纪时期的恐龙脚印化石以及其他鸟足动物的巨大足印。这些化石并没有陈列在展示柜中，而是被完好的保留在原地，等待参观者亲自去发现。这种原地保护的展览方式，可以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化石被挖掘时的现场状态。无论是专业的考古学家还是参观游玩的儿童，都能在原生态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遗产语境日常化

锡耶纳数字博物馆项目以博物馆复兴理念为基础，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生活语境—地区和本土景观的价值和意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社群的参与和他们的世纪文化积淀是促成保护导向性结果的必要条件。每一个地区项目启动时，都会创立一支跨学科的定性研究小组，组内成员有青年历史学家、档案工作者、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历史学家、环境专家和符号学家等。他们共同确认要采访哪些提供信息的市民，有哪些本土演员具有一定号召力，能带动协会和合作社的代表、学者、博物馆经营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个人参与其中。集体参与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目标的实现，促进了书目、肖像、档案和人种学研究，帮助确定当地遗产的主题和具体元素，包括传统的地区宣传中所忽视的地方，譬如人文景观，考古遗址，具有历史意义、纪念价值、建筑特色和艺术美感的资产，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关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特征和情境，经验和记忆中的奇闻异事和重要人物。

图 当地地图标注地区各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项目的执行特别重视直接证据，将其视为认证社区地点、事件、人物的原始资料，保存着社区发展的记忆。因而，从实际操作角度上来说，研究人员不仅要分析现有的文献和档案资料，还要与地区和居民建立直接联系。现如今，本地社群直接参与、共同策展、助力文化遗产建设进程已成为惯例。在项目中，地方社群直接参与大区域建设，地区内主要的具有艺术美感、考古意义的景观地标都已标注。“从我到我们”这一路线是妮娜·西蒙所定义的“参与博物馆”的基线。在介绍乡村景观时，不仅可以通过画家、电影导演、诗人的作品，还可以从过去佃农、贵族地主、葡萄酒生产商、移民农场工人的亲身经历，或是一个学者关于区域历史的观点，或是一个地质学家对于地区生产、政权更替以及气候和土壤学等特性进行的描述。

【参考资料】

1. 伊丽莎·布鲁特尼；伦蒂娜·鲁西尼；路易吉·迪·克拉托（吴佳欣译）：《活态遗产:锡耶纳数字遗址公园》。

2. 郑学森；郭斯凡：《走向遗址公园——苏格兰斯塔芬博物馆的启示》。

3. 玛塔·科埃略·瓦伦特; 王伊鸣：《博物馆与文化景观:杜罗博物馆教育方案》。

供稿：王 晓

审核：王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