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放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里进行表述，可见，乡村振兴面临的是乡村现代化问题，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是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和发展问题。

需要明白的是，乡村文化振兴，是为了复兴乡村传统文化共同体，还是推进现代文明在乡村空间的延伸？这是事关乡村文化振兴发展逻辑和整体性认识的基础性问题。如果是前者，如何能保障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可持续传承和发展？如果是后者，那么乡村文化显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可能。显然，要问题这一问题，势必众说纷纭。当我们不能简单回答“是什么”的时候，不妨先看看“有什么”。

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传统乡村社会一般以宗族体系下的“差序格局”维系着。随着城镇化、现代性的冲击，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基础趋于瓦解。如何既保持乡村文化的形态，传承维护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价值规范，又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是当下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不少地方探索农家书屋、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等模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局限于简单乡村文化产品供给，在凝聚提升乡村文化、发挥村民乡村文化主体地位等方面作用较小，离乡村社会的现实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2012年，杭州临安开启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探索乡村文化向社区文化转型的新模式。2013年，浙江省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模式向全省推广，各地纷纷响应。如杭州市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市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关于做好农村公益金资助农村文化“百堂工程”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主要任务、工作措施做了系统而全面的部署，全市大规模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试点工作。截至2018年，全省已有农村文化礼堂10000余家。

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文化礼堂

什么是农村文化礼堂？农村文化礼堂是集文化设施、文脉传承、文脉传播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载体。杭州在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注重充分利用当地农村自然资源禀赋，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形成建筑风格、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色，力求做到“一村一品”。在余杭，奇鹤村以古戏台和祠堂载体打造文化礼堂，花园村以西镇区委旧址为载体打造文化礼堂。在富阳，黄公望村以黄公望隐居地和《富春山居图》为精神内核，以弘扬书画文化打造文化礼堂。以上各例，都各臻特色。

打造有特色的农村文化礼堂空间载体只是第一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农村文化礼堂功能内容才是关键。杭州农村文化礼堂注重日常生活空间、公共活动的营造。礼堂既用于村民大会等村民自治活动，也用于节庆文艺、读书培训等教育、娱乐活动。在礼堂的文化展示上，包括村史、民风、艺术等内容。在设施配备上，包括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广播室、网络共享平台等场所。村民自治、教育娱乐、民风民俗等多层内容的整合，使农村文化礼堂成为乡村以农村社区为单位的文化共同体。

农村文化礼堂，属于农村社区文化营造的范畴。作为政策意义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始于新世纪之初，其背景是农村人口流动之下，村治模式无法使国家与基层社会有效衔接。此外，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要求启动农村社区建设。在政策推动之下，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均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逐步推进，力求构建农村社区组织体系、服务体系。

农村社区建设由政府主导，易于推进基础设施和组织载体的构建。但要想促进农村社区实现长效运行和发展，则有赖于引导和发挥农村社区内生力量的作用，以及文化要素的驱动协调作用，以及内生力量与文化要素的密切互动。文化作为意义和价值的符号象征，在推进社会角色自我认知、自我形塑以及群体协作等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只有从文化要素着手，推进文化驱动，才能有效促进农村社区内生力量的形成，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构建。

淳安县文昌镇潭头村“油菜花”组合艺术团

浙江的农村文化礼堂，正是基于农村社区文化要素的聚集、农村社区内生力量的打造而诞生的。在政府完成出资和建设任务后，农村文化礼堂的管理运行权交给村两委，而村民委员会正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文化要素的驱动下，农村青少年文化团队、志愿服务团队、地方文艺团队等农村社会组织有效发展，为农村文化礼堂的内容构建、农村社区文化营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社区内生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才是乡村文化振兴乃至乡村振兴所真正需要和期待的。

供稿：刘达开

审核：王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