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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在中国

城市更新从字面上理解，即城市范围内的新旧更迭，其更新可以是物质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方面。当前的中国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正在兴起，国务院《2016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棚户区改造与名城保护、城市更新相结合，加快推进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包括无上下水、北方地区无供热设施等的住房)改造”。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作城市中最后所残存的居住品质不佳的区块即将被改造，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作旧城中依然保留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生活方式将被快速清除。从更广阔的范围去看，这并不是一个无端而生的意见，实往往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水平呈正相关。

在此之前，城市更新在地方早已经开始，台湾地区于1998年立法通过了以“都市更新单元”为主要规划理念的((都市更新条例》。香港于2001年建立市区重建局(简称市建局)，推出《市区重建局条例》专门负责城市更新工作。2015年，广州市政府成立的城市更新局，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从城市更新在不同城市所发生的时间序列可见，城市发展的容量矛盾是其发生的内在力量，“城市土地资源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紧缺，以往粗放式的增量建设用地供给的土地开发模式已面临门槛效应，且不能适应质量型发展的更优目标。对比先后发生于美国、欧洲、台湾、香港。再到中国的深圳、广州，乃至如今蔓延全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可以发现这一微妙的规律，即城市更新一是与城市人居环境的美化相关，二是与城市土地价值升值相关，三是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四是与城市更新的方式关乎着城市旧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保存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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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发展中的几个典型

（1）以古典美学包装的巴洛克城市

16世纪末-19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从中世纪接管了城市之后，城市建设的主导者采用古典主义加巴洛克的风格手法设计城市，被称为巴洛克风格城市。巴洛克城市改造代表了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城市人口问题而导致的城市更新，奥斯曼设计的巴黎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对于巴洛克城市设计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正反面效应，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菲利普·巴内翰作了精辟的概括，“1843年，奥斯曼定义了巴黎演化至今的骨架，同时形成了一种与国际性和商业性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图像，城市历史中心区的改造消除了平民”，巴洛克城市只是模仿古典元素而实际上的驱动来自于经济，“经济的机制隐藏在技术的理由之下，它以美学为掩护，以古典文化为参考”，其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通过开辟新的道路连接重要节点，如纪念性建筑、火车站、景观公园、别墅等大型战略节点，以宽大和规则的广场来修正老城，在既定城市空间之下通过新的空间构想将老城肌理纳入其新功能之中，而其中暴力拆除和人口搬迁等也被使用”。巴洛克城市的建造的确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仍然在发挥其作用的建造模式包括：在其中道路的概念产生了变化，在一种复合的基质上其分配功能产生了增值，即那些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设施。

巴洛克式广场代表圣彼得广场

（2）以景观派设计为基础的城市“化妆”运动

与此相对应，1893-1909年兴起的“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商人、建筑师发起并实践的城市改革运动，旨在解决19世纪末美国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人口问题、城市生活环境肮脏、贫民窟增多等问题，这场运动开始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成熟于1909年芝加哥规划。城市美化运动受到以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为代表“景观派”设计理念影响。景观派的设计美学源于英国田园与乡村风景，英国风景式花园的两大要素——田园牧歌风格和优美如画风格都为他们所用，把自然之美景以公园的形式引人城市。城市景观设计在在美化运动中体现为：基于风景如画的古典理想，将公园作为城市及其扩张的连接点，在街道景观中创造聚焦点来统一城市，将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关键组成，以此建立公园、林荫道系统和城市中心。通过集中服务功能及其他相关的土地利用设计，形成一个有序的土地利用格局；创建卫生的城市环境，清晰的区域交通系统，方便高效的商业和市政核心区。城市美化运动造成了空间无限扩张的城市更新方式和林荫道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景观。尽管城市美化运动代表了有限的进步，却仍然被很多有识者所诟病，美国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1859--1934)曾痛斥城市美化运动，“如果让我延误、扰乱城市发展的进步，我会把城市美化运动印刷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让我们把城市变得有用、现实、宜居住、感性或任何东西，除了美丽”。至于城市史学者路易斯·芒福德则称城市美化运动为“城市化妆品”，因为它并没有真的解决城市问题，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城市个性，“奥斯曼的巴黎和环形路的维也纳也只不过是这种情形的破坏，因为从此以后尤其是在巴黎，由各个独立部分组成的群体思想逐渐被绝对连续性的，更加整体的观念所取代”。

纽约中央公园，奥姆斯特德的海绵“曼哈顿”

（3） 从包豪斯建筑到现代工业风城市

包豪斯，即德文“Bauhaus”的音译。现代主义建筑大师Walter Gropius将德文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异化为Bauhaus作为学校校名，不仅体现出学校的“功能”（以建筑、设计为主要目的），还得以与传统院校相互区别。包豪斯的设计重心之一，就是重视功能性，这也成为了作品的核心。包豪斯风格强调产品/建筑/室内设计的实用性，受到德国工业文化的影响，水泥、钢材等工业性用料在“包豪斯”风格中也屡见不鲜。摒弃装饰主义的包豪斯风格经常给人以“极简、冷淡”的直观感受。特拉维夫（Tel Aviv）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坐落于城市中的白城（White City），是包豪斯建筑形成的城市之代表。整片建筑群由上世纪移居以色列的欧洲移民们建立，圆润的建筑转角和狭小整齐的玻璃窗是这片建筑群的特点。现代主义工业风格城市设计的代表人物柯布西耶，提出一个著名理念“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提倡建筑走平民化、工业化、功能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柯布西耶参与了十多个城市的城市规划项目，印度的昌迪加尔是唯一一个按照他的方案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城市他是现代城市规划新愿景的一员主将和激进分子。在他的早期建筑作品中，他着重于城市规划中的纯粹的功能设计，并让汽车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第一项规划是“现代城市”，完成于1922年，在1925年他完成了“Voisin 规划”，该方案是要拆除巴黎市中心的一大块区域，并以一些列的现代大楼取代之，整个规划是从一个公园开始，并与高架公路网相连接。十年后，勒·柯布西耶将这种设想扩展为“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

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

（4）以城市收缩为取向的城市综合体

尽管如此，巴洛克城市风格和美国景观派的城市更新模式，如今已经为很多地方不假思索的复制，这样的城市更新模式造成的好处和恶果几乎一样多。与此同步发生的还有城市土地和空间扭曲，或者可被称为“城市折叠”。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城市空间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综合体的出现和其模式的高度复制，对于土地和空间的高密度化利用已经不仅仅与衰败区有关而是基于土地价值的改变所做出的一种应变。到此便不得不涉及已经被很多人提及的“收缩的城市”观念， 紧缩城市基于环境和对城市开发边界的考量，同时也是对于巴洛克式城市开发和景观派城市无边界蔓延的逆反。收缩城市的一种规划模式强调城市功能的密集化，“这应该是一种属于中古时代的密集化城市，其边界清晰可见，日常活动的喧嚣都被隐藏在了城市的围墙之中，结合了某种形态、规模和多样化活动的综合体”， 其“规划应以实现土地利用的整合化和紧缩化为目的，并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遏制”，意味着“更密集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集中化的活动方式和高密度。”但是很明显的是收缩城市式的综合体式设计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是城市空间密集化利用的良好策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用于收缩城市的模式，同时不得不否认这样的密集化开发与廉价的和低质量的生活密切关联。城市综合体的出现更多的是被动适应，而并非理想人居空间组织模式。

城市综合体罗马 “太阳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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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城市更新运动建议

当我们对城市更迭便有了大致轮廓，知道它的出现和消亡都是有内在的规律可循，每一个接下来的时代都是对前一个时代的逆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许便可以对许多模棱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并不是城市化程度越高便越好，为什么古代城市会发展出审美的极致，正是由于技术的落后，大量的闲暇时间。我们恰恰处在技术帝国时代，城市的中心驱动为商业资本，城市的更迭和发展更多的仍然处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和计算时期。

从城市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目前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特别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棚户区”改造更多的与欧洲的巴洛克城市更新相似，同时具有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特征，实际上巴洛克城市和以“公园、林荫大道、车站、城市中心”为特征的设计，虽然不可否认同时他又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包括以将道路的走向带动沿线的管网完成基础设施系统铺设，沿袭巴洛克式城市的以交通为核心的扩展模式，但由此导致的笔直而似乎无限蔓延的城市边界，又可能同样复制城市规模扩张的恶果。

尽管其产生是出于某些地方城市本身发展的自身需求，但同样标准在全国城市的推行则并非适应于所有城市，那些城市开发容量远未出现紧张状态的城市，对“棚户区”的更新则未必总是能够带来相应的土地收益，其更新方式也不能照搬已经形成的模式，对棚户区的清除如果不能改变标准化模式和倒排时间表的强势命令，那么难免如同用一把刀在城市上整齐切割，驱除更多的城市生气和导致更多地方生活特征的丧失。另外，在棚户区改造中唯政府意志或经济开发主体意愿的行使，短期内对紧迫任务的要求，以及对老旧城区文化价值和居住区环境理解的不足，则往往使得城市的肌理横遭破坏，让其中某些个体的利益受损。

无疑的，反观我们的城市更新所处的历程，似乎将之与经济利益所捆绑的发展模式相分割绝不可能，因为它就是此时居于中心的驱动力量，它野蛮而充满生命力。但是“单纯扩大规模并不意味着改良，甚至也不表明适应，正如技术上的发展并不能确保美好的生活一样。”这便是从城市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所发现的道理，因此，对于无限扩张式和标准计算式样的城市更新应该保持警惕。基于土地盘活整理的城市更新更应尽量解除被经济目的驱使的弊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城市收缩”的权益之计已经凸显了城市更新的窘迫感。幸好的是，美好城市的理想一直是城市发展本身的基本要求，人们在城市的更新中总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来尽量减少弊端，因为“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该是关怀人，陶冶人”。因此，对于城市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或多或少扭转其方向，取决于文化的尺度、人性的尺度是否足够持续和有力地参与了城市更新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仍然应该保持希望的所在。

供稿：王 晓

审核：王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