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皮日休曾有诗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对于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唐人在1200年前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它给沿线人民带来了生活便利,流淌的是无限生机。对因河而兴的杭州而言，流淌了两千余年的运河曾是当之无愧的交通大动脉。

在这昔日赫赫有名的“黄金水道”上，曾有“千艘万舳”驶过。来自天南地北的船只，不仅沟通了货物与人员，更为杭州带来了数不尽的富贵繁华。俗话说“船有码头，车有站”——杭城运河边的码头便是当年运河繁荣水运与发达经济的“第一见证人”。

明代《万历钱塘县志·纪疆》中记载：“杭州襟江带河，北抵燕而南际闽……以故水轮陆产，辐辏而至者，皆以湖墅、江干为市。”

可见，杭州城北的江干码头和城南的湖墅码头曾是大运河杭州段货物和人员最重要的转运地交易点之一。旧时，浙西运河以及和下塘河相关的河渠主要集中在杭州城北，海道和钱江水路相关的水道主要集中在杭州城南。唐宋以来，随着运河航运的不断发展，杭城南北各自形成了码头群。

城北

码头米事

杭州城北的码头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上塘和下塘的船只通过余杭塘、西塘等，就可以通往城市的各个方向。

码头堰闸

杭州城北的码头一般都依堰闸而建。堰闸是运河中一种固定不可动的、主要用以保持河流上下游以及不同河流间水位相对平稳的水利设施。

运河的船只想要过堰闸，往往需要先卸下货物——这便是城北码头为何多建于堰闸附近的原因。需要继续前进的船只和货物，需要分别运过堰闸，然后再将货物装回船上，继续前进。

繁忙的杭州城北码头群对于船只过堰闸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工作流程。不管是城内还是城外更北的码头都配有帮助船只过堰闸的堰牛，以及从事相关工作的工人。

在最繁华的清湖堰附近，南宋政府还曾专门设置了训练有素的堰军，协助、 监督船只、货物、人员有序过堰闸。

堰闸与码头的组合显示了杭城人民因地制宜、善于化劣势为优势的智慧。而这两样对运河水运至关重要的水利措施也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水岸米仓

与城南码头主要沟通江、海不同，杭州城北码头主要沟通运河上游以及内陆地区，而米正是城北码头最为重要的一种货物。

宋代，每当向中央上供米的纲船到达时，城北运河上的排岸司就负责对米进行检查，然后将米分别安排储藏在不同的码头乃至运河沿岸的仓库中，妥善保管。

除了上供米外，旧时杭城民间所需要的米也主要依赖于浙西数郡，因此城北的码头是众码头中米船最多的，故而这一带的码头以及运河沿岸也多见粮仓。

宋代的米仓与米市已趋于成熟，在之后的朝代中杭州运河城北码头群与米的缘分也并未断绝。如今杭州城赫赫有名的富义仓正是清代光绪年间建于城北的粮仓。

富义仓遗址内景

码头米市

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又有下塘等处及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者，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

颇为有趣的是，装载米的货船到了杭州城北码头一带，并不急着卸货，而是现在船上开展交易，形成了繁荣的“水上市”。这一奇景的出现蕴含着当时杭州运河米商的杰出“商业智慧”。

“水上市”首先能够躲开政府监控，节省税款，其次还能避免中间商的纠缠和手续费，最后交易一旦达成，卸货的责任就转嫁给了买家，无需卖家出钱。杭州城北的“水上市”在宋代之后一直延续了下去，大运河上来自各地的客商因有了暂时停靠的码头而结缘。显然，对于运河航运而言，码头除了其本身的功能还发挥了极大的商业价值。

城南 

江口码头

城南码头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时城外运河起点的江口码头，宋时已经极为繁华。

江口斗门

为了防止浊朝涌入影响航运，以及出于保持稳定水位的考虑，江口码头配置了“斗门”。斗门为复式结构，位于外侧的称“浑水闸”，而浑水闸内侧浊水无法到达的地方则设置另一道“清水闸”。

满潮时码头的浑水闸先打开，放江船入内，后开清水闸，引船入运河。退潮时，则浑水闸关闭，以保持运河的水量。由于水闸是定时开闭的，所以闸内外就常停泊着很多船只。

北宋时期日本僧人成寻就在他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了他在江口码头观察到的景象：

巳时雨止，潮满满来，音如雷声……造岸潮向来，奇怖事也。即出船了……回船入河十町许，桥下留船。河左右家皆瓦茸无隙，并造庄严。大船不可数尽。

无论是设计精密、考虑周到的复式斗门结构，还是排队过闸的巨大船只，亦或是人声鼎沸、房屋严整的运河两岸，无不体现了北宋时期大运河杭州段水运的繁忙与发达。

江口关税

作为当时杭州首屈一指的重要码头，江口码头设有税关，向出入船只收税。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书中记载了杭州北宋熙宁十年的商税额，其中“浙江场为二万六千余贯（宋时的一贯钱折合成如今的人民币有多种算法，主流看法认为在三、四百元左右），说的就是江口码头。

到了南宋时期，《咸淳临安志》中记载，咸淳时期江口码头某一年的税额为“八万一千八百余贯”，与北宋时期相比有了巨幅增加。可见随着南宋皇室定都临安，杭州大运河的水运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

江口繁华

南宋末年的葛澧在《钱塘赋》中描绘了杭州城南码头汇集天南地北货物的盛景：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浮陆趋，联樯接步，红尘四合……乃有安康之麸金白胶、汝南之蓍草龟甲、上党之石密赀布、剑南之缟笺锦……

其中提到的种种奇珍都非产于杭州本地，而是借运河水运之力方能为杭州人所享用。京杭大运河对于杭州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可见一斑。

除了货物，南宋的吴自牧还曾在《梦梁录》中回忆江口码头鳞次栉比的船只与稠密的人口：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来自运河上游、 浙东以及由海道而来的船只都汇集于江口码头。更重要的是，由于工商业发达，官员、平民、商人间严密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在运河边的码头上，普罗大众也有了享受由运河带来的丰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机会，平等、开放、包容的运河码头文化逐渐形成。

伴随着京杭大运河功能的改变，如今运河边的码头也随之变身。它不再只是货物、人员的集中、转运、贸易之地了，而是转身为杭城的一道独特风景。转身的背后，是新世纪以来杭州先进的理念和持续的努力。

2002年，杭州将“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工程”，列入新世纪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按照综合保护的总体思路，杭州力争把运河（杭州段）打造成为展示杭州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纪“新地标”，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杭州“塞纳河”。2014年，经与兄弟城市的共同努力，京杭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千载已过，古老而新生的运河，已经是杭城人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流淌的仍然是生生不息的血脉。

供稿人：张晓明〔杭州运河（河道）研究院〕

审核人：王剑文、刘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