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中国的春运定义为“一次虔诚的朝圣”。人们归心似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即便是1998年的寒潮、2003年的SARS，以及2008年的雪灾。有学者曾一针见血指出：一部春运史，就是一部农民外出打工史、改革开放史。

春运四十年

2002-2018年铁路春运发送旅客数量图

虽然，早在1980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提出了春运一词，不过在最初几年时间里，由于农民流动数量比较少，因此春运并未引起关注。1983年，中国的春运客流就达到了1.24亿人次，春运也由地方协作上升到全国性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1987年，历史上第一个春节民工返乡潮出现并迅速席卷全国，舆论哗然，春运才逐渐为大家所熟知。据当年媒体报道，由于铁路运力有限，平均每天有70万人站着返乡。1997年—2007年，中国铁路共实施了六次全面大提速，接着又以2008年京津城际列车开行为标志，中国进入了高铁时代，回家的路才变得畅快起来。截止2018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达2.9万公里，占全世界总里程的超过2/3，“八纵八横”高铁网建设全面展开，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

农民工流动的四十年

我们从春运四十年，来看农民工流动四十年。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农民工流动的路径也形成了演变的规律可以划分为了六个阶段，不同阶段农民工流动的现实境遇与政策逻辑各有特点。

第一阶段（1978～1984），这一阶段以“大包干”为起点、以食物需求为根本，中国农民缔造了“家庭承包制”。受到家庭承包制等制度创新的激励，农民不断地流向非农部门，满足了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二阶段（1985～1988），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得到了拓宽，他们不仅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也推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制度的改革，使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机制逐步形成。

第三阶段（1989～1991），这一阶段是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走过十年，即将进入下一个十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民工流动出现转折的时期。改革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暴露出很多问题，乡镇企业遭到重创，政策开始控制农民工盲目外出。

第四阶段（1992～2000），这一阶段，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得以确立，开启了农民工的城镇化进程。受市场经济改革影响，城乡二元结构有了突破，但整个90 年代农民工流动有着与80 年代相似的波动周期，即呈现出前半期“涨潮”后半期“退潮”的“民工潮”。

第五阶段（2001～2007），这一阶段是伴随着农业与农村的萧条跨入新世纪的，“三农”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农民工流动出现重大转折，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政策鼓励转移，也更加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城乡统筹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得到实质发展。

第六阶段（2008 年至今），这一阶段，虽然经历金融危机，但却因此而推动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这一时期政策的着力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期间主要出台更加利好的政策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促进农民工再就业；二是金融危机之后着力破除城乡二元壁垒，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制度设计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户籍制度和新型城镇化政策得以有了实质性突破，“三农”政策和“脱贫攻坚”陆续出台和持续发力，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全面形成。

通过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农民工流动数据分析和政策梳理发现，不同年代的农民工流动似乎演绎着一个相同的逻辑，那就是在每个年代的初期流动持续向好，每个年代的末期流动面临危机。

总的来看，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农民工流动几乎重演了20世纪90年的波动周期，即前期流动加速、后期金融危机。正是这一次危机助推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正所谓每一次“危机”背后都孕育着新的“生机”。农民工就是在这种“生机”与“危机”的交替中走完了由“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长征路”。未来随着农民工“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持续，二次分化的农民工终将走向“农民工的终结”。

年关将至，寄托着我们对家深深依恋的“春运”，在这些天里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一切在变，唯有归心不变。

（本文根据2018年6月3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藕香相关观点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供稿人：赵晓旭

审核人：接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