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隔离本质上意味着空间歧视，在我国城市化和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却常常被社会治理实践所忽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路径从最初的放开自由迁徙权利逐步转化到现如今破除户籍约束，追求福利均等化，治理思路由“赋权”转为“赋能”，由单纯强调“管制”过渡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但却始终未能正视这其中的空间不平等。事实上，与空间获取与公平有关的权利，和自由迁移一样，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居住隔离则是空间不平等的重要表征。当前，城市化进程日益深入的大城市中，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长久形成的空间歧视思维和政策，使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大多与本地居民相隔离，极大阻碍了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合，催生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居住隔离已经潜移默化但却深刻影响着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

基于我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利用7个中心城市2640名正规就业农民工数据，探索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形成了以下思考：

（1）居住隔离催生了较强的空间误配/失配效应，表明其背后蕴含的城市公共资源均等化问题在现阶段仍较突出，事实上，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本质上需要破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催生的各类不平等，无论中国城市化进程走到何种阶段，这一制度变迁的大方向都不能被忽视或放弃。

（2）在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由于征地拆迁等原因，在城市中心地带形成了大量承载流动人口（移民）的城中村。由于社区区位可部分抑制了居住隔离空间误配/失配效应，居于城中村的农民工由于区位优势，其所遭受的公共资源误配/失配的空间歧视必然小于其他形式的流动人口（移民）社区，因而城中村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化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但目前许多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片面夸大城中村的不安全和不稳定等负面因素，主张大力拆除城中村，否定城中村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积极作用，并未建立城市和人口协调发展的思维，盲目排斥城中村的政策导向需要被重新审视。此外，城市政府对于保障性住房的选址也需要顾及房屋周边的公共资源配套，一些城市政府在商业地产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保障性住房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3）尽管许多城市都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中，但保障性住房建设大多以高容积率的公寓为主，缺乏必要的公共交互空间，变相抑制了农民工有效社会网络的生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虽然满足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居住需求，但忽视了他们的发展性需求。由于社区建筑格局对于空间溢出效应的放大作用，针对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必然需要考虑建筑体内公共交互空间的设置。事实上，欧美国家针对移民的住房供给在建筑格局设计上已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作者：叶俊焘，浙江科技学院 教授

（本文根据2018年6月3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供稿人：赵晓旭

审核人：接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