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镇有序转移, 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 既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 也把大范围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带入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问题是新时期“三农”问题在城市的集中体现。解决农民工问题, 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城市与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1.农民工数量增多, 是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的鲜明特征。当前, 城市人口结构按户籍身份和户籍所在地关系的不同, 一般可分为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民、外来暂住人口三大类。据调查统计,目前, 杭州等较为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农民工的集中地, 有些城市外来农民工数量不仅超过了本地城镇职工, 而且超过了本地农业从业人员。农民工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近年来城市人口结构变化最鲜明的特征。

2.市民化途径缺失，是城市农民工边缘化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但不可否认, 农民工政治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社会边缘化、文化边缘化等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边缘化, 虽然有其文化、技能素质差异等自身因素, 但根本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所依附的待遇差别, 在于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缺失。虽然目前有本地农村居民通过征地“农转非”实现市民化、外地居民通过外地来杭投资(纳税) 入户实现市民化、人才引进入户实现市民化等市民化途径, 但对照农民工普遍学历较低、收入较低、资本积累和融资能力不足的实际, 显然上述市民化政策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只有少数农民工能够实现市民化。因此，必须探索切实可行、适用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 制定可操作的农民工市民化新政策。

3.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推进社会和谐的当务之急。从农民工结构变化、城市化健康推进、社会稳定发展看, 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已刻不容缓, 否则, 将带来较大的后患。一是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多不愿意、也很难再结束打工生涯回乡务农, 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已是现实要求。二是不利于城乡的协调发展。随着农民工数量的逐年增多, 不尽早打通农民工市民化途径, 发展下去将会形成新的“城市二元结构”, 不利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健康推进。三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享受不到流入地市民待遇。随着农民工阶层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 再加上农民工的来源地相对集中, 比较容易形成小集团、采取群体行动, 这对社会长治久安是一个严峻挑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让农民工享受与流入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4.创新市民化途径,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是手段, 实现“同城同待遇”才是最终目的。由于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 附加了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多项功能，改革户籍制度即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因此, 在农民工户籍身份转换后不落实其各项城镇居民待遇, 户籍身份转换也就失去了意义; 但在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未被剥离之前，不加限制地放开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户口准入制度（这种政策往往会产生乘数效应），将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矛盾。一是与城市发展空间的矛盾。大量农民工转换为城镇居民, 将加剧流入地城市本已十分严峻的发展空间不足和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杭州市近年来建设用地缺口总量平均在3万亩左右,且耕地占补平衡越来越困难, 一旦户口全面放开, 人口规模将迅速扩大, 城市建设用地将严重不足。二是与城市公共资源的矛盾。农民工进城已使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处于紧缺状态。现在流入地城市维持农民工低标准待遇都难以为继, 若实行同城同待遇更难以满足。三是与城市财政承受能力的矛盾。以住房保障为例, 按农民工实际收入水平和现有住房条件, 绝大多数农民工可成为经济适用房申购对象,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可申请廉租住房。如果没有政策制度上的突破, 一旦户口全面放开, 地方财政将难以承受。因此,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 妥善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供稿人：张 菲

审核人：接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