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11日，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两宋论坛”在杭州举办。论坛邀请了两宋论坛组委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忠礼，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建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虞云国，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敏珍，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教授、《史学月刊》主编苗书梅，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家齐，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宏义，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吉军，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耿明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研究员张占仓，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王永苏，上海社科院国情市情调研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晓鹏，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范立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等宋史学界知名专家，以及青年学者80余人参加。学者们围绕“两宋时代的物质文明”主题，从宋代历史文献研究、宋代思想文化研究、宋代财政问题研究等诸多领域开展热烈讨论。

一、宋代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研究员从西夏文献基础资料积累、西夏文献历史研究、西夏文物出版、西夏研究人才的培养、西夏学术交流五个方面介绍了西夏学研究新进展。他认为西夏比较特殊，资料很匮乏，虽然匮乏但是老一辈把历史上文献记载的情况都进行了整理，宁夏的老专家航教授出版的论文汇编进行整理，当然这个还是局限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包括宋代的笔记、宋朝新史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但是这个资料确实是历史上记载的东西，毕竟西夏没有编成正史，所以列传之类的都没有，西夏的资料都很少。但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夏和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出版了《西夏黑水城文献》，使西夏学研究从资料匮乏到资料非常丰富，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不仅西夏学研究的历史文献不断增多，西夏学人才培养也取得了突破。西夏学研究也不断加强国际交流，和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家都有交流合作，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目前甘肃文化出版社跟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计划合作出版西夏学文库，文库包含老先生的论文集，新的著作，外文翻译成的中文著作。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忠礼教授系统介绍了《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撰情况。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已12年，12年来累计共出版了专著60余部，论文集4部、古籍5部、博士文库3部。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内外学者，对南宋史进行研究，制定了较为系统的南宋史研究计划，坚持“组织和联络海内外南宋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平台”的方针，调动全国专家的积极性，不问出自何家师门，不问观点异同，只要有专长、能胜任即可，各课题很快落实到人。同时聘请国内有成就的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严把质量关。经过多年努力，看似难以完成的工程，居然全面竣工了。并在专史的基础上，组织编写成数百万字的《南宋全史》。十年间，还召开了多次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写史侧重在面，专题论文、学术讨论侧重在点，点面结合，使南宋史的研究向深度、广度拓展。现在杭州市社科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南宋史研究中心，完全扭转了宋史界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研究队伍日益扩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崭露头角。他认为，杭州社科院是杭州市科研机构，一定要为杭州市服务，要把自身的研究跟杭州市的南宋史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一是要保证经费的支持；二是要注意加强国际交流，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联系，及时吸收国内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动态，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到南宋史研究中心参与研究。

二、宋代思想文化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周云逸研究了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问题。他认为宋史学界对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已经是成果丰硕，相对而言对宋代医药史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中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依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少数还活着的中国古代文明，宋代医药学的成就不能说是绝后的但一定是空前的，极具研究价值，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宋史研究领域。《证类本草》诞生于宋代学术文化环境之中，是北宋著名的医药学家唐慎微编撰的60多万字的重要学巨著。它几乎涵盖了宋代以前本草学文献的主要内容，这其中必然体现宋代学术文化的特点，换言之《证类本草》在本草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宋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证据之一。《证类本草》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还有收藏价值，为考察宋代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证类本草》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巨著，它开创多项宋代本草学之最：一、《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药物种类之最。二、《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文献数量之最。三、《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编撰水平之最。四、《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的影响之最。在研究《证类本草》的过程中，发现《证类本草》通过征引文献的重要，从而与送宋代关系学、经学、道家、史学、文学等等学术文化都产生了

三、宋代城市问题研究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中心主任包伟民教授指出，两宋时期的城市也在许多方面“造成”和“影响”了中华帝制后期城市的面貌。如果我们将考古学者所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地图，与北宋末年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南宋画家李嵩创作的《西湖图》等作品略作比较，前者所表现的规整有序，与后者鼎沸市声恍若可闻的城市景观之间的差异，无疑向我们展示着宋代城市之向市场、市民、市井、世俗的演变方向。无论是北宋的东京，还是南宋的临安，都是如此。由这种演变所形成的基本格局，在整个中华帝制后期都得到延续，直至十九世纪西方工业文明侵入以后才最后被打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研究员梳理了西夏的夏州、灵州、兴庆府与宋朝东京的交往，并分析了西夏后裔与杭州的联系，指出由于佛教的影响，以及一些西夏后裔高僧大德、官员、工匠居住在杭州，使杭州这个远离西夏原统 治中心、似乎与西夏毫无关系的地方，在元代与西夏文化、西夏后裔发生了密切关系，特别是元代在杭州任命了统理南方佛教事务的南方释教总统，而任释教总统的杨琏真加本人就是西夏后裔，在他的推动下，在杭州雕刊西夏文大藏经3620余卷，在杭州飞来峰建造藏传佛教造像，成为西夏文化延续至元代的辉煌篇章。

四、宋代财政问题研究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分析了财政分配视角下的宋代财政体制变革。黄教授从财政分配角度把财政的分析方式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宁以前的三司总领下的财富分配；二、熙宁变化以后开始权变实行施行窠名；三、南宋的时候窠名分立的深化。北宋前期是三司总领下的财务分配，它的分配期间原则就是诸州留用以后根据他自己的制度情况留用以后为中央的一个办法。这个分配方式是地方会有比较大的自主权。熙宁以前的内藏财政也没有施行窠立额，但是这个来源一个就是北宋初期兼并诸国的财富，再一个就是每一年国有三司财政结余。有规定窠名进入到内藏的还不多，而且还没有明确的立额。总体上熙宁以前全国财政实行三司统领的格局，中央和地方财富分配是总量分配的办法，除了内藏有限的规定窠名以外，中央和地方的财富分配没有规定窠名权属，就是哪些窠名属于中央，哪些窠名属于地方，对它的税权没有进行划分。熙宁变法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逐步的推进窠名分离，这是以朝廷财政的出现为契机，新法财富全部归三司，就是对税权进行划分，这些权全部归三司所有。

在研讨会总结会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戴建国认为第三届“两宋论坛”学术研讨充分辩难论说、交流学术、激活见解、收获思想，体现了近期宋史研究的新内容、新视角和新方法。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两宋论坛”优秀研究成果评审会，评选出二等奖两名，奖金各３万元；三等奖三名，奖金各１ 万元。该活动旨在进一步激发宋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同时，还举办了“两宋文物展”、“两宋书画展”、“两宋图书展”、“两宋美食节”等活动，以引起社会各界对两宋文化的重视，更为传承和弘扬两宋优秀文化提供助力。正如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教授指出，两宋3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在两宋时期都达到了新高度，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两宋历史十分必要。我们在城市的硬件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同时，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刻地发掘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第三届“两宋论坛”学术研讨会探究、交流两宋历史文化，汲取历史经验，转化现实成果，必将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对两宋历史文化的重视，更为大力弘扬两宋优秀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供稿人：施剑

审核人：王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