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演讲嘉宾：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形成与轨迹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经历了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国家从封闭到开放，体制从计划到市场，供给从短缺到过剩，产业结构从1/3到1/10的农业GDP，就业结构从2/3到1/4的农业劳动力，城镇化从20%到58%的城镇化率，城乡关系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的变迁。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无疑是奉献最大、困苦最多、地位最低的社会群体。目前，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三农”领域和各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同时，在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形式多样、程度不一的良性互动过程。

△2013-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及增速图

历史总是基于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之上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壮观景象, 中国农民工的形成与与轨迹经历如下变迁：从农民到农民工，职业转变，但身份没有转变；从乡村单栖人口到城乡两栖人口，出现了农村“三留人口”现象；从就地转移到异地转移，出现了“离土不离乡到离土离乡”现象；从异地转移到就近转移：促进了就地就近城市化与市民化方针的出台；从外出创业到返乡创业，创业型农民工呈现“潮涌效应”；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2017年我国“80后”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

二、经济粗放高增长：农民工的贡献与代价

农民工对经济高增长的贡献特征包括：八十年代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步；现在是从同步到不同步的变化；由农民工为主体（撇开农业产业，三个产业工人中两个是农民工）的工业增长一度对GDP高增长的贡献率差不多达到50%。经济粗放高增长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而且也是人力资源的粗放利用，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大体上是初中水平导致人力资本结构的锁定，已经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瓶颈，不转型升级不行，转型升级也困难重重。

三、二元化的城市化：农民工的处境与新政

△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表

近年来，针对农民工的“处境”，国家不断出台新政策，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从十八大的“有序推进”转变为十九大的“加快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中小城市优先发展，鼓励就地就近城市化和市民化；乡村振兴必须处理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的关系等等。城镇化不仅应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而且应解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

四、经济转型震荡期：农民工的影响与挑战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对农民工的影响。国际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困境，不仅出口导向受阻，而且农民工就业面临空前压力。不仅就业压力增大，而且生存成本升高、农民工逆向流动明显。农民工的逆向流动究竟是正常现象还是非正常现象？二是东部转型升级对农民工的影响。不仅“腾笼换鸟”与“机器换人”，而且要“电商换市”，可那个“鸟”如何办？这对农民工意味着是失业。三是一线城市改造对农民工的影响。城市拆迁与整治，发展新产业、新经济，形成倒逼机制，城市如何善待农民工？乡村振兴究竟应该助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是让农民回流乡村？四是国际环境趋紧对农民工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国际贸易战升级，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不平衡战略的高速发展已不可持续，农民工乃至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就业正面临空前挑战。

五、未来农民工走向：农民工的转型与发展

农民工未来转型可以向三种类型发展，一类是市民化农民工，通过加快城乡联动改革、优化城乡空间分布、完善城市治理水平，推进三维协同发展。一类是创业型农民工，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与就业业态，实现农民工进城就业与返乡创业协同。一类是高素质农民工，短期来看，加快多种类型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转型期农民工就业适应性和就业能力；长期来看，提高教育公共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水平，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建立相关实施与保障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职业转变、身份转变与素质提升的协同。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深刻的体制根源和现实的资源约束，我国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流动人口的特征和状态。对于农民工研究的目标，是希望让中国“农民工”这个称呼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要让中国“农民”这个名词不再隐晦难懂。

（本文根据2018年6月3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供稿人：赵晓旭

审核人：接栋正